阿爺要為香港訂立《國安法》，美國及英國特別起哄。英國首相約翰遜及外相藍韜文多次表明要擴大持BNO香港人的權利，又話最終可獲得居留權。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質問英國：「英國在香港156年殖民統治期間，給過香港市民什麼自由？什麼民主？ 28位港督中哪一個是由香港民眾選舉產生的？那個時候港人有上街抗議示威的自由了嗎？」
我覺得英國人是最沒有資格質疑阿爺為香港訂立《國安法》和在香港成立國安機構，因為英國人當年就在香港有這種組織，打擊威脅香港政府和英國政府安全的活動，並蒐集對華情報。
另外，保安局長李家超表示，警方會設立新部門，執行港區國安法，由警務處長鄧炳強領導，負責收集情報、調查和培訓人員，日後會考慮加入其他紀律部隊的成員。照李家超的說法，政治部復活，已如箭在弦。
香港政府在九七回歸之前，高度不自治，英國人全盤插手管理香港的日常事務，並在香港直接派駐MI6的情報人員(即軍情六處，英國對外情報機構)，主管香港的國安工作，主要有幾個機構。一、在港督府內設立政治顧問辦公室，負責協助港督聯絡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這個辦公室成員立要來自英國外交部，但曾有一個副政治顧問，是MI6情報人員；二、保安科（即現在的保安局）內設立保安組，負責有關香港國安決策；三、在警務處內有政治部。政治部在警隊內是一個神秘部門，負責所有涉及英國或本地國家安全的情報蒐集、罪案偵查等工作。
早幾日與一名政府高官吃飯，他講起當年做小AO時的故事。他說做AO不久，在90年代初，便調入保安科做一名小官，負責警隊以外的紀律部隊的政策工作。當時在下亞厘畢道政府總部內的保安科，重門深鎖，大門外有一扇足足有一呎厚的閘門，這種保安的安排，是其他政策科所無，相信因為保安科裏有太多的涉及英國國家安全的機密文件。保安科內除了有少數華人之外，全是英國人，連秘書也是清一色英國婦人，英國對敏感事情，完全信不過華人。
高官當時獲派的秘書就是又一名英國女人，初見面時，她叼著香煙，問他住在哪裏，他回答說在沙田瀝源邨，那洋婦秘書說她住在麥當勞道的千呎大屋，搞得氣氛有點尷尬。或許當年的AO仔，是以住入港島麥當勞道作為人生夢想。他說保安科政治組當時的負責人是一個胖胖的英國人，名字已經忘記了，但知道他來自MI6，直接管控警務處政治部的工作。
小AO當時負責的是非警隊的紀律部隊的非敏感的政策，卻經常做跑腿的工作，每當涉及一些政策議題，他就要跑到港督府，交給那裡的工作人員，用電報發到英國，詢問英國外交部的意見，事無大小，都要請示英廷，跑港督府成為他當時生活的日常。他說，回歸之後，阿爺完全沒有這樣的要求，沒有對比，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干預。
講到這裏，我又想起了另一個故事。話說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之後，英國開始部署香港回歸。在80年代末的某一天，我見到自己工作的報紙內版的一個專欄，爆出一段重大獨家消息，說警察政治部將會解散。內文詳細講述英國人部署從香港撤退，政治部的機密文件及人員(包括華人)，都會全部調回英國。我十分好奇，這樣勁爆的新聞，為什麼會由一個專欄作家爆出來？幾經追查，才知道這個匿名作家，就是當時的立法會議員司徒華，他是英國在香港回歸前引入民主選舉制度，第一批透過教育界功能組別進入立法局的議員之一。當時的立法局會議，基本上是保密進行，華叔用一個筆名，在報紙上爆料。多年之後我和華叔閒聊，他直認不諱，說他就是爆料人。
當年的英國，對港府日常大小政策，牢牢控制，談什麼民主自由。更直接派大量MI6人員駐港，掌管香港的國安部門。
國家安全不是純粹是一個地方事務，香港回歸之後23年，這方面依然一片空白，令各種外部勢力放心在港興風作浪。相信《港區國安法》訂立之後，局面就會改觀。
盧永雄
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周一發表題為《國家安全底線越牢，「一國兩制」空間越大》的演講，當中透露了中央對香港問題決策的重要考慮。雖然媒體已有報道，但我覺得他講話中有一些重要內容，仍然遺漏了。
媒體著眼於張曉明說一個兩制設計的初心，是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在中央眼中，主權是最重要的。而設計兩制是要保存資本主義制度，以作為台灣回歸的方式，只是香港先行採用了。如今中央為香港立《國安法》，掃除外國、外地的干預。國家安全底線搞得越牢，香港的「一國兩制」的空間就會越大。
其實張曉明的演講中，還提到香港正在面對什麼問題。他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但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則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香港社會的亂象和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接著張曉明引述了一大堆香港的亂象，包括「社會高度政治化、民粹主義化，是政府施政動輒得咎，是國家安全處於不設防狀態，是國民教育難以推行，是充斥於媒體的對國家的各種負面報導，是學校考試題的荒誕不經，是把香港與內地隔絕的各種言論和舉動，是為香港發展提供空間和動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受到抵制，等等。究其本質，是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蓄意製造的政治對立。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要搞亂香港，在香港奪權變天，而且要推翻國家政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張曉明把矛頭直指美國，並指出上面講的判斷，並不是中央的臆測，而是「他們真實的妄想，現在已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一語道破的時候了。」張曉明說香港再次面臨何去何從關鍵選擇的時刻，確實更需要集體理性。
請大家不要介意我做文抄公，抄了張曉明這樣長的講話。中央領導曾經講過，香港有深層次矛盾，但當時講得語焉不詳，究竟是講政治還是講經濟也不清楚。如今中央以最直白的語言，講出香港最主要的矛盾。套用我的說法，就是中央認為反對派和外部勢力要將香港這列火車，拉離正確的軌道，要帶到一個與中國全面對抗的路軌上，目的是要推翻中國的政權。現時中央為香港立《國安法》，就是要硬生生將香港這列車拉回正軌。香港要作理智的選擇，不要與中央這些撥亂反正的措施對抗。
過去每逢講到23條立法，反對派都將其無限「煲大」，說成會影響所有港人的自由。我年青時也深受這類政見影響，覺得政府的任何限制都不好，令人沒有最大的自由。但隨著年紀大了，特別身歷其境，看到很多荒謬的政治情況，便開始有所覺悟。我之前在這專欄內提過，關於2003年23條立法的親身經歷，當時我是政府中央政策組下面的香港社會和諧小組的成員，小組內有一個主要反對派政黨的立法會議員，當23條立法去到末段，時任保安局局長的劉葉劉淑和律政司司長梁愛詩，雖然飽受外界的批評，但就是她們努力向中央爭取減低23條的威力，希望能夠得到更多香港人支持的法案，最後弄出了一個「剝牙版」，把23條的作用降到最低。
政府公佈這個最新的23條版本的當天，剛好是和諧小組召開會議，委員們很有興趣地問那位議員大狀，如何看這個新版本，他當時說這個新版本吸納了大律師公會和他們提交的意見，所以可以接受。不過，隨後事情起了很大變化，當時新成立的組織民陣發起大遊行，反對派大佬初時並不看好這個大遊行。但由於當時正值「沙士」之後的困難期、樓價暴跌、公務員要減薪，社會匯集了各種不滿，導致大量市民湧上街頭。反對派見到這形勢便馬上轉軚，反對那個已妥協了的23條版本。後來有國內的法律界說，香港人這樣熱愛自由，卻錯過了得到一個「無牙版」23條的機會，隨著香港形勢惡化，這個機會將永遠都不會再來。
見過了反對派大狀那種出爾反爾的嘴臉之後，感到相當可怕。阿爺當年私底下與他們達成協議，結果是口講口賠，他們推翻協議，反對立法，帶來今天的僵局。李柱銘還說特區政府應該背負23條立法的責任，以及建制派，因爲他們是多數黨。如今聽李柱銘的詭辯，倍覺諷刺。
香港有立法的責任但不履行，最後換來中央自行立法。中央一直強調《香港國安法》只會打擊一小撮人，對一般市民的自由並無影響。經歷了去年的反修例運動，我開始同意這個觀點。香港容許反對聲音，合法和平的遊行集會，政府不會禁止，相信將來也不會禁止和平集會。但若果你要做黑暴，要打砸搶燒、要放炸彈，要拿著美國旗邀請美國派第七艦隊來香港的話，你就可能成為觸犯《國安法》的一小撮了。
其實不要說一般的市民，即使是傳統的泛民政黨，只要他們換一換臉，回復回歸初期主張「和理非」的那張臉，不要做被打擊的一小撮，《國安法》也與他們無關。有一小撮的人硬要選擇走上與中央激烈對抗之路，與美國一道要攬炒香港，如果我們保障這一小撮人的自由，就會令到香港這列火車衝落山崖，粉身碎骨。有些人已經把控制立法會以攬炒香港定為其公開目標，為什麼香港人還是視而不見呢？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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