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上瘋傳一個帖子，說反對派提出五大訴求，現在終於成功爭取。
五大訴求包括： 一、要求全面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結果成功爭取更嚴厲的《香港國安法》，嚴重個案直接「送中」。二、要求撤回暴動定性。結果不但對去年的暴亂定性沒有撤回，繼續搞的話，還會定性為恐怖活動。三、要求撤銷所有被捕示威者的控罪。如今控罪並沒有撤銷，不但繼續檢控，再犯還加送《香港國安法》的新控罪。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結果不但沒有成立調查委員會，還成立了國安公署和警隊內的國家安全處；五、立即實行雙普選。在如今的環境下，雙普選當然是越行越遠了。
事件弔詭的地方在於第一，反對派提出五大訴求，結果得到完全適得其反的加碼嚴厲相反版。第二，《香港國安法》的訂立，無可避免限制了香港人的自由，而妙就妙在，去年黑暴「裝修」、「私了」、放火燒人，令到原本中立的市民十分驚恐，眼見香港無法自行解決問題，唯有接受阿爺訂立《香港國安法》去止暴制亂。
按反對派的邏輯，政府做任何事情出了問題，都要追究到底，要問責落台。然而，他們領導這場運動，不但爭取不到五大訴求，而且適得其反，但為什麼到目前為止，仍未有一個反對派領袖承認失敗、問責落台呢？領導一場徹底失敗的運動，難道不需要負責嗎？外國的反對派領袖，要為選舉失利或推動政策失利等事件負責，但香港的反對派領袖卻面不紅、氣不喘，毫無承擔之心，這真是民主最大的反面教材。
有三組人最應該問責。第一類理論導師、精神領袖、泛民共主、幕前金主。從戴耀廷、肥佬黎到陳四萬，他們本來只是「冷氣軍師」，但卻衝出來扮大佬，企隊頭，做首領。但不要睇少他們的出鋒頭行為，就是他們教壞細路，推動大量年青人，走上和阿爺血拼的死路。
第二類是黑暴的領袖或者其操縱者。香港的黑暴運動，幕後有境外勢力推動，表面上沒有領袖。頂多能找到的，是發動示威的民陣。之前多次在合法的和平示威之後，民陣都默許甚至鼓動群眾非法示威，理應要為整場運動負責。印象最深的是去年的「七一遊行」，到黃昏遊行快將結束時，民陣的人在金鐘叫咪，呼籲群眾到立法會集會，最後出現闖入立法會大肆破壞的災難。政府應該考慮，如果示威組織者不能夠確保示威遊行和平進行、和平散去，便不應再批准這些示威組織申請遊行，甚至應該追究他們引發暴力示威的責任。
第三類是議會內的攬炒者。在去年的反修例運動，我一直期望香港傳統泛民主派政黨，在運動發展到11月11日暴徒在馬鞍山向人淋天拿水並放火燒人之時，會迷途知返，與暴力割席，譴責暴力行為，並呼籲年青人不要再上街參與暴力運動。可惜他們為了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的利益，不但沒有這樣做，還把街頭的暴力運動用另一形式帶入議會，搞出所謂「攬炒」的行為。傳統的泛民政黨不肯與暴力割席，充分顯示他們並不尊重民主精神，只是一群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派，他們理應為這場運動的失敗負責。
香港的反對派天天叫政府官員問責、落台，但他們把事情搞得一團糟，要社會蒙受暴力運動帶來的經濟損失，亦令到市民要蒙受阿爺搞《國安法》作為止暴制亂的唯一方法所造成的自由限制，但他們仍然可以面不改容地繼續批評，無一人認一句錯，無一因為自己失誤而下台。
這些人天天還高喊打到惡魔，但當他們戀上暴力之後，他們已經變成惡魔了。
盧永雄
香港今日(7月8日)新增本地確診人數有19，令人擔心會爆發第三波疫情。
香港這輪小爆發，很好可能與17日前父親節開始的放寬限聚令有關，市民湧出來消費，加速了擴散的機會。
另外，即使早前新冠病毒一度在本地社區絕跡，但香港每日仍有以數以千計的人入境，當中很多都是香港人回流，他們在家居隔離，不能排除一些人是無症狀感染者，透過緊密接觸把病毒傳給家人，再散播出去。
如果疫情進一步惡化，特區政府過去的主要做法是強化限聚令去減少人際之間的接觸。但加強限聚令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本地的衛生專家早已提出，香港的傳染病追蹤做得很好，但病毒檢測的要求和數量卻不足。政府一直都有回應這些批評，說會擴大檢測能力。食衛局局長陳肇始昨日(7月7日)提過，檢測數已逐步增加，截至當日，香港檢測總量36.5萬個，以每一百萬人計，有4.8萬個測試，說已達到一定的水平。未來各渠道加起來，可以每日增加4800個檢測。
抗疫是科學化的工作，如果不想採取嚴格的全面封閉措施、不採取嚴厲的限聚令，就要把其他短板上補上。早前阿爺應對北京新發地爆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北京新發地市場6月11日開始爆發疫情，至6月21日，10日內疫情基本受控，期間累計236宗本地確診個案。北京這次抗疫，沒有採取像武漢全面封鎖的措施，除了封鎖新發地市場所在的地區，北京其他地區基本上活動如常，只是加強了公共場所的體溫檢測。
究竟北京做了什麼事情，可以不用全面停擺而做好抗疫呢？除了基本的「群防群控」防疫措施，即早防護、早發現、早診斷、早隔離之外，主要有兩方面的措施。
第一是做了大量的檢測，從6月 11至6月19日，北京8日內做了227萬個核酸檢測，與香港至今累計檢測數量是36.5萬個相比，香港真是「小巫見大巫」。另外，內地檢測的方法與香港不同，對於高危地區，會硬性要求全區所有人都要做檢測，而香港的檢測差不多是自願性，例如對確診病人經常出入的大廈的住客，衛生署也只是留下一些檢測的樣本瓶，叫住客覺得有需要時自行檢測，然後把樣本交回衛生署。
香港的政府官員這樣做，相信並非考慮檢測的成本多少，可能是擔心若硬性要求市民全面檢測，會被人投訴影響了他們的自由，所以不敢去做。問題是，願意檢測的人，通常是小心防疫的人; 而那些越覺得自己不會染疫的人，越不肯做檢測，他們是較易輕率防疫的一群。香港的檢測數量太少，也不硬性要求檢測，是防疫的重大漏洞。
第二是「健康碼」。內地實行健康碼，如果沒有健康碼的人，很多地方都去不到。有北京朋友告訴我，他們一早已下載了政府的健康碼應用程式，輸入個人姓名和電話等資料，健康碼應用程式對應了手機後，可以追蹤身處位置。新發地市場爆發疫情，該區會變成紅區，健康碼使用者沒有到過紅區，就會是綠碼，否則會變紅碼。而與確診人士緊密接觸的人，都會變成紅碼。這是利用科技控疫的方法，但香港卻很難實行，因為會有很多人覺得這樣做政府收集了個人資料，會侵害其自由。
看北京第二波爆疫，在短短10日內便得到全面控制，也不要付出社區全面隔離的重大成本。要香港使用能夠追蹤人們行動軌跡的「健康碼」，政治上並不現實。但大規模強制檢測，其實既有需要，亦都可行。市民的自由雖然受到輕微影響，若因此不用收緊出限聚令，只要政府官員夠膽做，社會上會有支持。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