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就是非法手段

戴耀廷策劃的「35+計劃」，要透過立法會否決預算案攬炒香港，是一個有意識的顛覆政府運動。

有人問我香港的選舉制度雖無初選安排，但初選看來並不違法。先不討論初選開支如何計算的問題，針對戴耀廷整個「35+計劃」的核心構想，是要捆綁超過35個激進議員，一齊不問情由否決預算案，以此觸發特區和中央政府的一系列的回應行動，逼中央「非常血腥的」鎮壓香港（戴耀廷的原話）。而這次初選，目的就是把不夠激進的傳統泛民篩走。

初選是「強逼激進化」過程的第一步，與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強逼傳統泛民齊上齊落，不能與暴力割席的手法一樣，主要透過兩個方法達到目的：

第一是論壇圍剿。在反對派搞的初選論壇上，傳統泛民被激進的本土派圍攻。以上月28日的九龍東論壇為例，民主黨主席胡志偉便被大量激進派質問為何沒有簽署「攬炒聲明」。胡志偉一度回應說不能夠所有民生法案都要否決，但最終還表明民主黨會否決預算案，又話「簽署聲明與否並不重要」。這是把原來較理性地自主行事的泛民議員，強逼其轉化成集體行動的激進議員。傳統泛民被逼在論壇上表態，將來就可以用這些「承諾」，作為綑綁他們集體否決預算案的理據。

第二是有利激進派的投票方式。這次的反對派初選，有59.2萬多人在網上投票，只有2.1萬是實體投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有294萬名選民投了票，當中有165萬投票給反對派。這次初選只有61萬人投票，只佔去年投給反對派的人數的37.1%。在反對派初選中，網上投票的佔96.6%，在網上投票的是年青人居多，所以可以肯定這次反對派初選，年青人佔了主導，這就令到激進反對派大佔優勢，傳統泛民被投票的設計逼出圈外。

從個別選區的結果，也看到這個狀況，以九西選區為例，民協的何啟明在網上得票排第5，得6900票，而本土派馮達浚，得到7400票，領先何啟明500票，但加入九西僅5100票的實體票之後，何啟明得票反超馮達浚。由此可見，實體投票和網上投票的選民取向有很大的歧異。真實的選舉是實體投票，怎能夠以一個96.6%是網上投票的初選結果，來決定實體投票的參選人呢？

其實，隨機抽樣調查反對派選民，遠比網上投票為主的所謂初選公平。而初選放大了年青人的票數，將傳統泛民踢出局，可見初選是整個「35+計劃」的主要部分，就是要篩走、打殘傳統泛民，不讓他們參與來屆的立法會選舉。而傳統泛民政黨蠢就蠢在願意參加這個旨在踢他們出局的遊戲。

另外，也有人提到觸犯《港區國安法》第22條顛覆罪有兩個條件，一是以暴力或非法手段，二是嚴重干擾、阻撓和破壞特區施政，戴耀廷的「35+計劃」是否用「非法手段」進行？

我昨天已經談到整個顛覆行動是要推翻香港制度，違反《基本法》總則。反對派議員不問情由地否決預算案，亦違反了《基本法》73條（2）賦予立法會審批法案的權力，這條文並無授權立法會借審批預算案程序去癱瘓、推翻政府。

還有一個問題是，反對派借立法會審批程序脅逼特區政府及中央，還事先聲明，要逼到中央「作出非常血腥的鎮壓」。這種行為本身已涉嫌違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其性質與郭榮鏗做立法會內會主持人，開了大半年，都在有意阻撓選不出主席一樣。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是一條普通法罪行，其中一個典型案例是R v Dytham （1979） 1 QB 723。案中英國警員Dytham駕車巡邏時，經過一間夜總會，夜總會傳來尖叫聲，之後見到一名男子在門外被一班人拳打腳踢。當時Dytham 已接近下班，他選擇駕車不顧而去，最後被毆打的男子傷重不治，Dytham終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主審法官Lord Widgery CJ 指一個公職人員有義務履行他的責任。

這罪行包括幾個元素，第一是涉案人是公職人員； 第二是他有意識地作出不當行為，或不執行職務或不作為；第三是其不當行為傷害到公眾，去到公眾對公職人員不信任的程度。受薪的公職人員責任尤重。

  雖然戴耀廷經常口口聲聲說《基本法》賦予立法會是否決預算案的權力，但是稍為用正常心智思考，都知道《基本法》沒有可能會賦予議員權力借否決預算案去推翻政府，激發中央政府血腥鎮壓香港。

如果立法會議員有組織進行「35+計劃」，以為可以鑽到《基本法》的空子，否定預算案，顛覆政府的話，本身就是公職人員嚴重失當罪行。他們濫用權力，做出傷害公眾的事情。

《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很明顯是有意針對改變香港制度的行為，而戴耀廷等人經常說他們的行為合法，和今年7.1時，有示威者帶著寫有港獨標語的旗幟，但在標語旁邊用小到針眼的文字加上「不要」兩字，以為可以脫罪的小學雞的行為，沒有分別。有清晰意圖濫用權力去推翻政府，相信難逃國安法的法網。

盧永雄

黎智英案進入戲肉，但由於審訊曠日持久，外界的注意度下降，但近日從犯證人、律師助理陳梓華的作供非常有爆炸性，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 揭露「支爆」大計。之前作供的李宇軒由於無直接接觸黎智英，因此他間接引述黎智英或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的說話，只屬由第三方聽到的「聞說證供」(hearsay evidence)，較易受到挑戰。但陳梓華是和黎智英有直接接觸的人，曾和黎智英見面3次，包括一班人2020年年初在台北開過會，並有不少和黎智英直接溝通的電話短訊，所以他的供詞不是聞說證供，而是直接證據。

陳梓華參與的台北會議，黎智英會上提出「支爆」大計，所謂「支爆」，即是「支那爆炸」。支那是日本當年侵華時對中國的一個貶損名稱，光是名稱已經顯見其惡毒含意。而所謂「支爆」就是要令中國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崩潰，政府倒台。當日在台北會議上，其中一名與會者「攬炒巴」劉祖迪，不相信真的會做到「支爆」，但是黎智英就很有信心，指根據歷史經驗很快就會「支爆」，因為中國政府用了很多資源監控人民，例如中國明朝就是這樣。

黎智英並具體詳述「支爆」4部曲，教導與會的「攬炒團隊」說，「國際游說唔係好似你哋咁做，要有4個步驟：1. 要令外國政府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情；2. 再呼籲他們譴責及關注；3. 將外國的『枱底人』或外國政府想法帶回香港，只有這樣做香港人才會知道，外國政府冇離棄或者忽視佢哋； 4. 與『枱底人』建立關係，可影響到他們的對華政策，可以推動到制裁，甚至將來可以推翻中共。」

黎智英的「支爆」計劃，不單是一種空想，還設計了非常具體的步驟。

第二， 要做反對派大佬。從陳梓華的作供可以知道，在台北與黎智英開會期間，另一名從犯證人李宇軒不在現場，但會後陳梓華及「攬炒巴」劉祖迪與李宇軒開網上會議，向李交代黎智英建議，話要改變國際游說方向，團結不同板塊及民間力量，達到「支爆」，推動制裁，3人決定分工，由劉祖迪做精神領袖及打「議會線」、李宇軒打「國際線」，陳梓華則續聯繫「勇武派」及聯絡政治素人，並推廣「攬炒」論述，推動制裁政府措施。

黎智英做幕後大佬，出謀獻策，出錢出力，主動提出要支付流亡海外的劉祖迪生活費，並安排自己的助手Mark Simon為他們解決聯繫外國政要推動制裁中國的困難。整件事清楚見到黎智英不單是一個反政府傳媒的老闆，還是一個想推翻中共的政治行動核心策劃者，要做大佬，指點江山。

第三，     勾連外地的政府。黎智英最可疑的外地政治聯繫，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台灣，他搞《台灣蘋果日報》，和民進黨的高層關係密切，在之前的壹傳媒高層作供中可知，黎智英見過蔡英文，和蔡英文十分友好。而陳梓華等在台北的時候，黎智英又安排民進黨元老施明德和他們見面，施明德親自教授他們鬥爭方略，教他們如何長期鬥爭，以圖推翻政府。

至於美國方面，黎智英的關係更深，他的助理Mark Simon 曾任美國海軍情報員，而黎智英自己就見過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內等高層，和共和黨核心人物關係密切。不過這次作供最得人驚的，是不斷提到美國的「枱底人」，黎智英並沒有和陳梓華具體交代這些美國「枱底人」到底是什麼人，但美國「枱底人」和黎智英顯然有緊密聯繫。

從犯證人的作供，全面勾勒出一幅想全面顛覆中國政權的圖畫，而黎智英就是幕後大佬，所以說黎智英案是香港黑暴案件的眾案之母，一點也不為過。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