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新增發肺炎確診人數每天天仍以三位數字上升，現時輪候入院的確診病人已經過百，任由他們在家居隔離，很多香港人都住在幾百多呎的斗室環境下，大大增加了他們感染家人的風險。
香港背靠中國內地，中國抗疫成功的例子有樣辦給香港人看，中國一個城市有事、全國馳援的模式，過去在多次城市爆疫，起到立竿見影的功效，偏偏部份香港人十分抗拒。他們抵制內地抗疫模式，拒絕國內醫護幫忙，如果香港抗疫搞得很好，當然不是問題。但香港疫情失控，令到阿爺亦相當緊張，對香港這個雞手鴨腳的抗疫狀況，甚有意見。
聞說政府高層私下定出兩條準則，第一是不想內地醫護赴港援助；第二是不想香港的檢測樣本送回內地檢驗。
我對這兩大原則，深感疑惑，萬一、只是萬一香港疫情失控，每日確診過千，是否仍要堅持這兩個原則，任由病人失救，橫死街頭呢？政府未經深思熟慮，就定出這些原則，究其底因，是受到偏見所束縛，當中包含了政治性和行業性偏見。
一、政治偏見。以內地行之有效的全民檢測為例。北京6月11日爆疫，當地實行全民檢測，結果有1100萬北京市民做了檢測，找出了大量潛藏患者，特別是無症狀患者，大大減少社會傳播的風險，在26日內就把新增個案歸零。
香港對於全民檢測，有眾多的反對聲音。有醫生協會負責人說，如果全民檢測，驗出有很多確診者，逼爆醫院怎辦？
這是一個奇怪的邏輯，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疫情爆發之初，那種減少檢驗、便可以減少確診的態度，如出一轍。
也有政府的醫生，反對疫廈民眾全部檢驗，說就算驗出染疫居民，也不會對疫廈全座隔離，檢來做什麼？
這種「斬腳趾避沙蟲」的態度，邏輯就是若做不到十足，不如一點也不做，無視了找出潛在病人，至少可以禁止其四處走動傳染他人的風險。而反對派議員更是大力反對檢測，特別是強制檢測會影響市民自由，更聲稱把香港居民的檢測樣本送回內地，會洩露香港人的私隱。
這種種的反對聲音，出於對內地的偏見，從根本上反對中國的抗疫方式，認為只有社會主義專制國家才做得到，完全無視內地抗疫方式的科學性。即使做不到十足，做到五成，也遠比西方的抗疫方式有效。
二、醫護界的自我保護。不少的香港醫護人員打從心裏不喜歡內地，也怕是次的疫情會打開缺口，造成先例，讓內地的醫護可以來香港執業。醫學會會長蔡堅連醫生使用不同的語言和文字都拿出來作借口，說內地醫生用中文寫牌板，本地醫生用英文，大家溝通不到，所以不能讓內地醫生來港。試想一下，現時確診病人等了5天也入不到醫院，如果有方艙醫院，有內地醫護駐診，相信很多人都願意入住，畢竟保住條命仔最要緊。
政府抗疫，要以科學態度為先，如何能夠更快更大地控制到疫情，就能夠讓香港付出更少的代價。北京以26日完全控制疫，除了疫區之外，大部分社會沒有停擺，也沒有採取全停式限聚措施。香港的疫情不受控制，大大增加了社會隔離措施，首先就令社會大眾要付出自由的代價。其次如果在短期內控制到疫情，社會經濟損失沒有那麼大，政府也沒有壓力要提供大量的救助，但做不到北京的抗疫水平，社會要付出數以百億元，甚至千億元的代價。若然像美國一樣的失控，要付出的代價甚至可能達到萬億元以上。美國因為抗疫，至今財政赤字已經上升到2.7萬億美元，較平常多出了2萬多億美元，可知疫情失控的代價有多大。
如果內地的抗疫方式是上策，美國的方式是下策的話，我們起碼要尋求做到中策的水平。首先要大幅擴大本地的檢測能力，不應該受能力所限，便有需要做檢測也不做。政府應該由上而下訂立目標，例如逐步擴展本地的檢測能力至每天五萬，甚至十萬份，一有出事的地區更應強制檢測。檢測是對自由限制最小的手段，而得到的效果最大。香港政府應該要訂立目標，全力去做。
另外，香港亦應該盡快搞健康碼，把疫情爆發地區列為紅區，即使健康碼沒有內地般有追蹤位置的功能，但能夠列出爆疫地區，可以勸喻當地居民盡量不要離開該區；勸喻僱主讓住在該區的員工可以在家工作，這是可以有效降低疫情散播的風險。
香港人首先要放下偏見，學習內地科學化的抗疫方法。每年會考放榜，都會見到很多狀元讀醫，說目標是治病救人，香港的醫護人員應該牢記初心，要把救傷扶危，放在自己的行業利益之上。當然，特區政府在香港的疫情如此嚴峻的時候，更要有一個作戰思維，不要受制於政治偏見，要敢於行事，勇於擔當，否則疫情失控，香港都會如美國那樣，付出驚人代價。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