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很多家長拼了老命，都想將子女塞入名校，認為進入名校，是讓子女成功的捷徑，好像孩子一入名校，就為其人生打造黃金通道。現實當然並非如此。
人生如同乘車，坐上一輛高速快車，開上一條康莊大道，人生就會平順；反之，坐上一輛破車，走入崎嶇山路，人生就會坎坷。選對車、走正確的路，是人生的重要選擇。進入名校，或許是不錯的車，但要成功，最終還是選擇走什麼樣的路。
昨日講起深圳的成功，深圳有DIET的套路，而香港則在聚焦發展、重視創新、高執行力，網羅人材四大皆空。有家長朋友很擔心，問我香港搞成這樣子，他的子女將來是否還否有前途？
我認為年輕人只要搞好自己，無論是在香港、在大灣區、在全世界，都有前途；如果搞不好，就算讓你坐上火箭升空，最後還是要跌下來的。我覺得昨天總結的深圳套路DIET，完全可以應用在個人的生命選擇當中。
一、D，Development（發展）。選擇發展是搞經濟，而選擇抗爭是搞政治，這是人生很不同的方向。香港在回歸之初，政制逐步開放，初時讓人覺得政治是一個新行業，是人生的新選擇。但23年下來，香港的政治不斷激化，演變成暴力革命，要攬炒、要推翻中央政權。
年青人就要作出選擇，將精力放在政治上，最後會變成政客。幸運者如捷克反抗者哈維爾，鐵幕倒台，因而成為總統。（然而，哈維爾成為總統之後，依然無法實現人生的理想，到頭來還是鬱鬱寡歡。）在香港做反對派政客，更大的機會是變成吾爾開希，大家見到他流亡海外，近年來無所事事，現在中年發福的模樣，讓人感到唏噓。
當您選擇了搞經濟，就緊記自己的專業，不要不務正業，將專業工作政治化，一定無運行。選對方向，至為重要。17年前有一個科大電子及計算機工程系學生叫汪滔，全家由杭州移民到深圳，他到了香港讀書，畢業後選擇回深圳創業，最終成為現時全球最大的無人飛機製造公司大疆的老闆。你選擇的方向，會左右你的命運。
二、I，Innovation（創新）。當然，不是人人都可以像汪滔一樣，可以成為創新公司的老闆。但我對人生發展有一個「搭車理論」，就是選對車，坐上去就可以了。要估計未來年的改變，要看未來30年吃香的新興行業是哪些呢？未來30年，最有能力創新、最蓬勃發展的國家是哪一國呢？我認為要選創科相關行業，要選中國。能夠搭上他們的順風快車，最後能夠成功開到應許之地的機會較大。選擇了逐漸式微的舊行業，揀錯了國運在走下坡的國家，後果可想而知，例如應對一場疫情也搞到災難纒身的國家，你還要去上她的車？
三、E，Execution（執行力）。現時的年青人的權利意識太強，為組織、為公司貢獻的心卻太弱。在他們的眼中，上司不是擦鞋仔就是白痴仔，所以他們經常挑戰上司的工作指令，這種員工無論有多聰明，都不是高效員工。一家公司就像一部機器，每一個環節都有其各自的功能，基本上就是要按指令行事。指令未必完美，執行過後可以慢慢檢討。但如果事事挑戰、拒絕執行，最後只能夠是一事無成。
四、T，Talent（人才）。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深圳人充滿了敢闖敢搏的拼搏精神，最高階的人才，絕對要有拼搏精神。在一家公司，你只要具備良好的執行力，即使IQ一般，做一個主任，應該沒有問題，但要想成為公司的管理層，甚至CEO，你就一定要有一顆拼搏之心。老闆見到你對工作有熱誠、肯拼搏，認定你是人才，甚至可以接班做公司的老總，就會全力培養你。拼搏是一種心態，是要對成功饑渴，肯犧牲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去換取成功。那些抱著「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的心態的人，無論他有多聰明，最後都不會成功。
一個人、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的命運都是一樣，完全是自己的選擇。如果你想選擇一個悠閒的生活，這篇文章你其實可以不用看，但如果父母想子女成功，無論是黃是藍，都要告訴子女，成功的關鍵不是幸運，而是一種選擇、一種態度。
看深圳40年，原來「人定」真的可以「勝天」。未來30年，中國會繼續上演人定勝天的故事。未來香港不一定會繼續成功，但本地年青人只要心態正確，不論身在何方，都有人定勝天的機會。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