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不成功的政變 十分仁慈的處理

人大常委會通過有關DQ香港立法會議員決定，不但授權特區政府按框架將不達標的議員DQ出局，還定出未來DQ的框架。特區政府隨即宣布DQ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及梁繼昌4人出局，而其餘15個反對派議員宣布總辭。

人大的決定明確往後DQ的框架，非常重要。過去選舉主任決定是否DQ立法會參選人的時候，主要看他是不是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如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詳細羅列了6大踢出局條件：1. 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2. 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3. 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4. 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其餘兩項是原來的DQ條件: 5. 不擁護基本法、6. 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上述6大條件明顯否定港獨或勾結外國等行為。有人話《港區國安法》已禁止這些行為。但定出框架後，踩界行為即使未達刑事起訴的程度，仍可能符合DQ的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DQ框架由人大常委會拍板後，往後特區政府的DQ決定，很難再被司法覆核挑戰，一去覆核，很易觸發人大釋法。

這一切事情，源於去年的事件。

有個智者說，去年香港發生的是一場「失敗的政變」，我十分同意，要從政變（Coup d'état）這個角度，去認識整件事情，才能夠理解後續事態的發展。據美國肯塔基大學政治學教授Clayton Thyne和Jonathan Powell對政變的研究，由1950年至2010年60年內，全世界發生了457起政變，平均一年有7.6次政變，可見政變根本是平常事。這60年全世界的政變，有227起(49.7%)成功，有230起(50.3%)失敗。搞政變，成敗五五波，而政變失敗的慣常結局，就是人頭落地。

香港去年那場運動，開宗明義說要搞革命，用盡暴力手段，具體地提出要攬炒中共政權。這場運動的「理論大師」戴耀廷提出他的攬炒十步，「我們已攬着中共一起跳出懸崖....或許是香港和中國的新開始。」公然提出要推翻中央政府，以暴力作為手段，已充份滿足了政變的必要條件。

要搞政變、要推翻執政政府、要割政府的咽喉，就要準備付出政變失敗的代價。或許有人說很多參與運動的年青人「和理非」，並沒有清晰的政變意圖。發起政變，鼓動群眾參與，並不需要所有的參與者都要清晰知道整個計劃的目的。群眾無論是出於理想也好，因為憤怒也罷，投身暴力街頭衝擊，他們對政變本質的無知，並不改變發起政變的人想推翻政府的事實。

很多人頭腦發熱，去搞運動，卻從來沒有想過事敗的結果。香港去年的政變失敗了，特區政府也抱著一種「沒有事情發生過」的態度，希望忘掉去年的痛苦記憶，讓香港重新再開始。當人大常委會決定延後立法會選舉一年的時候，特區政府大力遊說中央，不要踢四名在參選時被DQ的議員出局。中央採取以觀後效的態度，姑且讓特區一試，已經十分仁慈。但是立法會重新開鑼之後，反對派議員故態復萌，立法會肆意拉布的情況一如既往，想讓議會回復正常的幻想，並沒有實現。

香港的泛民一直被激進的港獨思潮扯著向前行，香港去年的政變有兩條路徑。一條是街頭攬炒，以極端的暴力令社會進入動亂狀態，借此推翻政府；另一條是在議會內攬炒，拖延了大量法案及撥款，令政府完全不能運作。如今街頭暴力暫止，但議會攬炒未停，香港的局面可以持續嗎？

有人說中央的手法略嫌粗暴，不符合香港過去溫和的政治特徵。但真正的問題是已有人在搞政變，無論是街頭暴亂的一刀封喉，抑或議會暴力拉布放血，目的都要令特區政府死亡。從打擊政變的角度，懷柔策略失效，只能亮劍。

政變失敗，那能不付出代價呢？

盧永雄

如非親眼所見，不知立法會議員的生活有時十分無聊。

有一次我去立法會找一位資深議員，在個多小時的會面之中，久不久就響起叫議員點名的鐘聲，那位議員匆匆離開，點完名又急急而回。我問資深議員，議員為什麼不留在議事廳內？他說：「反對派不斷拉布，在議會內講的，都是冗長和全無意義的東西。不斷地拖時間，又突然點人數，然後全面撤退，人數不夠的時候，就造成流會。一天可以要求點算人數幾十次，日復一日，周而復始。」

我問：「立法會議員參政議政、監督政府的功能，像這樣的運作方式，能否發揮得到呢？」資深議員說：「當絕大多數時間都浪費在政治鬥爭之上，正常監督政府、審議法律草案和財政支出的功能，大半都荒廢掉。反對派要癱瘓政府，建制派就要制止癱瘓，時間都花在極其無聊的政治鬥爭上。這就是立法會議員生活的日常。」

昨日傳出人大常委會將會訂出框架，要DQ一些不遵守《基本法》規定、搞攬炒的議員。反對派發言人胡志偉表示，如果政府這樣做，他們就會總辭。他說拉布是他們的應有權利，只要建制派留在議會內，就不怕拉布，也不怕點人數。   

這些話，只能騙騙那些沒有看過立法會開會的一般市民。問題不是建制派留不留在會議廳內，而是立法會現時的運作制度已被全面扭曲。反對派雖然在議會內未及半數，但借助制度的漏洞，肆意拉布，攬炒政府，令到施政裹足不前，效率大降，市民怨聲載道，香港就長期在政治鬥爭中打轉。

去年有4個反對派議員參選時已被DQ，後來因為疫情，人大常委會決定押後香港立法會選舉至少一年，這4人被DQ議員可否延任成為一個問題，當時有很多意見認為不應讓這4人留任，但特首林鄭月娥大力游說中央，希望讓這些人延任，結果中央因而將有關問題「留白」，暫不處理。但這些人重返議會，繼續玩流會拉布，搞議會攬炒。在中央的眼中，已給你機會，但卻沒有用。

我過去講中央對港新態度：如果過去23年行的是「A政策」，如今看來行不通，香港局面越搞越亂，證明「A政策」行不通。現在唯有反其道而行，試一試「非A政策」，即是從相反角度去思考問題。過去不想DQ現任議員，如今會認為DQ現任議員有何不可?

現時反對派已去到一個十字路口，要作出選擇。要麼全面總辭，與中央決裂，繼續堅持他們的攬炒理念，不推翻特區政府、甚至不推翻中央政府不罷休。要麼就是接受新的遊戲規則，不踰越阿爺畫出的紅線，正常的參政、議政、監督政府，沒有問題；但如果要拉布攬炒的話，那就對不起了，阿爺要亮出紅牌，踢你出場了。

香港政治亂象的根源，就是反對派陣營的泛民政黨，受港獨派的激進路線牽引，抱著全面對抗中央的心態，一步步走向深淵。過去中央一直給予反對派空間，是因為他們沒有觸碰到底線。從去年反對派支持暴力示威，到今天以集體總辭威脅，實際上就是公開要求突破底線，這是一種自絕於中央的行為，中央不可能有任何妥協餘地。要硬，就鬥硬吧。

反對派若然總辭，與中央全面對決，變成一個你死我活的鬥爭。其實，香港政治從來都不需要對決，本來不用走到割喉嚨的境界。說到底，政治就是一個妥協遊戲，政治團體在妥協中獲得資源，擴大地盤，增加影響，絕不是一個要麼全贏，要麼全輸的玩命對決。

如今，反對派已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要作出選擇，如果他們選擇和中央對決的話，下場會相當悲慘。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