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日前的講話，發放了大量信息。
張曉明的講話在解答一個問題：為何人大常委會要在短短半年內作出3次重大決定(制定國安法、延後香港選舉，定出DQ標準)？張曉明給出「愛國」這個答案。弦外之音是香港的政權機構，有人叛國。
中央高官提出「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為什麼要將焦點放在「愛港」這個標準之上呢？看來有幾個原因。第一、針對叛國者。叛國是一種嚴重的刑事罪行，在法律上的要求相當嚴格。香港的法律源於英國，初時只是普通法的案例。英國議會最早於1351年通過《叛國罪行法令》，當時的叛國罪被廣泛界定為對國王不忠，懲罰相當嚴厲。後來慢慢演變成向國家發動戰爭，或在戰爭時協助或教唆外敵，才算觸犯判國罪。香港《刑事罪行條例》中的叛逆罪亦類似，要向中央人民政府發動戰爭，或者鼓動外國人以武力入侵中國，或協助交戰中的公敵，才算觸犯叛逆罪。
但是，即使沒有觸犯刑事罪行，仍有很多向外國投誠、背叛國家的行為，應予以嚴厲譴責。中央認為這些叛逆份子，不能容許加入政權機構。
此前選舉主任DQ黃之鋒的參選資格，當時只考慮他所屬的香港眾志，是否以港獨作為政綱，以及他本人是否同意那些政綱。但事實上，黃之鋒多次到美國游說美國制裁中國及香港，甚至把選舉主任名單交給予美國，要求美國制裁選舉主任。這很明顯是背叛國家的行為，即使沒有觸犯刑事罪行，亦應予以嚴厲譴責。
第二、國際環境劇變。隨著中國經濟急速冒起，中國的GDP已經是美國65.8%，美國已感受到中國的挑戰。在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之後，中美的矛盾急速放大，已經去到一個劍拔弩張的階段。特朗普除了與中國開打貿易戰之外，也大力支持台灣與大陸抗衡。香港也變成另一隻美國進襲中國的棋子。在中美關係如此惡劣的時候，投向對敵方，攻擊自己的國家，這明顯是一個叛國的行為。
關上房門，在國家內爭取民主自由，與借助外國勢力，甚至以外國勢力制裁作為要脅，逼迫中央給予香港全面的民主自由，本質上是兩碼事，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分別。
第三、香港問題，早已定性。去年11月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主題是國家治理體制，當中也涉及香港的治理問題。當時會議決議提到兩點，第一是「完善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制度，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這項決議，有將人大釋法常態化的味道。第二是「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支持特別行政區強化執法力量。」猶記得四中全會剛召開之後，我與一位前高官見面，和他討論四中全會這項決議，我問他如何看人大常委會直接為香港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而毋須等待香港的立法會立法。這講法似乎超出了前高官的想象，他回答說：「這種做法不可行，訂立的法例也無法執行。」我當時說：「如果國內照用香港法律起草模式，詳列有關罪名的定義、內容和罰則，為何不可執行呢？」事情後來的確如此發生。結果人大常委會在今年六月為香港制訂《港區國安法》。
如今看來，中央去年11月四中全會，已經為處理香港的問題拍板定案。這也是我一直講的「非A方案」。
香港已經變成一團亂麻，必需快刀斬之，重新確立一個治理體制，才可以撥亂反正。這個「破」的過程，不是香港人慣見的做法，部分人會覺得不可行。然而，那些人認為可行的方式，行了23年，不但不成功，而且局面越搞越亂。中央深明，如果讓香港沿著舊路前進，香港勢將變成美國對付中國的一隻棋子。中央的決策只能改變，採取「非A」模式，過去香港反對派認為最不應做的事，就刻意去做。
不能破，就不能立。結果出現人大常委會在六個月之內做了3個重大決定，當中的核心理念，就是不但要將叛國者清除出政權機構之外，如果他們在社會上宣揚港獨和推翻中央的思想，特別是投靠外國進行這些行為的話，就要以刑事追究。
新時代已經到來。香港從政者要重認識新形勢。過去，「愛國」這議題，即使是建制派亦好像羞於啟齒，他們覺得這個問題很老土、很過時、很專制。新時代要大講「愛國」，就是因為香港有太多的叛國者。如果不認清這個現實，香港人從政的道路，只會越走越窄。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