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香港發生的是一場失敗的政變。搞政變要有群眾基礎，要參與者不怕使用暴力，不怕犯法。其中一個叛變者的培訓基地，就是校園。
政府把焦點對準通識科，計劃大改通識科，雖然仍然維持通識為4大必修科之一，但徹底改變評級方式，不再有1至5**的評級，只有合格與不合格，另外，亦取消佔三成分數的校本評核，同時縮減通識科的課時。現時已有超過9成考通識科的學生獲得2級或以上的合格成績，將來通識科取消1至5**的評級後，學生的壓力將會大減，說得白一點，通談識科將會變成hea科。
通識教育的前世今生，與香港現在的政壇劇變，特別是年青人的急速激進化，有莫大關係。早在還是董伯伯當特首的年代，政府進行教育改革，其中一個關鍵改變是增加了通識科。
通識科的概念其實很好，就像港大和中大兩所大學，港大注重精英教育，而中大注重通才教育，中大有通識教育的內容。通識科原本是想令香港教育不再填鴨、不再考試導向，希望培養學生有多元化興趣和解難能力。通識科其後變成與中英數3科並列的必修科，而且必定要考到2級以上才可升讀本地大學之後，通識科其實同樣以考試為本，並急速異化。
第一，學生必須修讀。教育局指定通識科的框架，但卻不明所以地不審批教科書，結果通識科教科書五花八門，有些課本的指國內有人「活摘器官」，這些純屬虛構的內容，誤導學生厭惡和仇恨內地。現實上內地治安狀況良好，比很多歐美國家都安全，但有些通識科教科書卻散播虛假內容，但政府卻沒有監管。
第二，戴耀廷的「違法達義」思想全面進佔通識課堂。我早在2017年，已經撰文向通識教師呼籲，說戴耀廷的「違法達義」思想完全是錯的，戴耀廷說法治的最高境界是「違法達義」，這個觀點完全違反法治精神，是錯誤的。當然我有我講，老師有老師教，戴耀廷的「違法達義」歪理，一直在學校大行其道。通識科變得越來越政治化，很多激進的通識科老師，把個人的政治理念引入課堂之內，令學生的思想亦急速激進化。去年的反修例運動，有那麼多中學生，甚至小學生參與，和通識科引出來的意識形態有莫大關係。
據聞此前有人向政府反映意見，點出通識科的問題，包括佔三成分數的校本評核，令到想拿取5**最高分數的學生，根本不敢在通識答題上發表與老師相異的意見。另外，由於通識科是4大重要科目之一，越是好成績的學生，越要投放更多精力爭取通識科考到5**，變相令到本地最優秀的學生，也要接受很多時是很激進的政治教育(當然視乎老師而定)。政府今次改革通識科，就是針對上述問題。
如果現在還是2012年，香港根本不具備改革通識科的條件，因為一提改革，就會觸動重大的政治阻力。當年政府提議推出國民教育，黃之鋒等人在2012年發動大規模的民眾運動，結果推翻了國民教育。
很諷刺的是，反對派去年搞暴力反修例運動，結果觸發中央為香港制訂《港區國安法》，令到香港政治環境變得穩定，推動教育改革亦具備了條件，不再怕有人暴力上街，去否定這些改革。
香港年青人的激進化，早於十幾年前已經開始，先在網上有人大力鼓吹粗口文化、勇武思想。其後戴耀廷將暴力運動美化成「法治」的最高境界，登堂入室，透過通識科進入課堂，結果就培養出幾代的學生，認為不採取暴力的激進行動，政府不會屈從，亦覺得搞革命推翻自己認為的極權政府，是份所應為的事情。至於愛國情懷，守法觀念，就被視為「保皇」，沒有多少人敢在學校提，反而港獨思想變成了工作紙，要小學五年級學生和應。香港教育已經異化到這個地步，如果不全面開刀，根本無法扭轉敗局。
大家要記著，當你的孩子被培訓成暴力叛變者之後，他的下場會很悲慘。
盧永雄
在特首林鄭月娥發表的《施政報告》當中，提到部分與珠三角融合的措施，包括資助2000個本港青年赴大灣區城市就業。
今早港台《千禧年代》問了民主黨主席胡志偉，他大力批評《施政報告》提到與內地交往融合的政策，認為應該聚焦於香港的優勢，為香港尋找面向國際的出路，而不是應該將香港產業優勢送往內地。他用大疆無人機公司創辦人汪滔作為例子，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學畢業，最後在國內創業，成為世界最大的無人機公司，但完全「益不到」香港。
其實，反對派這種「國際化」的心態，在政治和香港的經濟定位上一脈相承。在政治上，除了認為香港要照抄外國政制之外，還要走國際線尋求外國向中國施壓；在經濟上，就要突出香港國際化的優勢，認為香港要面向國際，不要面向中國。
曾幾何時，特別是在40年前，當深圳還是一條漁村的時候，香港相對內地，的確有極強的優勢。無論是資金、人才、管理方法、國際聯繫、經濟體制都比國內優勝。但40年後的今天，內地已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毗鄰香港的深圳經濟體量，亦已超越香港，更成為中國科技重鎮，衝擊世界前列。
人要有理想，但也要務實，要經常照照鏡子，檢視自己有何優勢、劣勢。胡志偉在訪問中大談香港科技產業的優勢。平情而論，近年政府大力投資在科技產業上，相比5年前全無動作，到現在由科技園及數碼港帶動的創科潮流，確實快速拉升了香港創科業的水平。但相對於內地，香港科技產業仍稍微有優勢的是有多間排在世界較前列的大學，在部份學術研究領域內仍較先進，除此之外，無論是人才、資金、創投環境，香港都不如內地。
香港要照鏡，要跳出以自我為中心的角度，要從他人的角度去看香港，才能找到合理的定位。
反對派經常將香港國際化掛在口邊，甚至想離開香港，在海外搞香港城，我祝願他們成功，但相信現實上極難成事，最後只會徒勞無功。因為外國人看香港的價值，最關鍵的，並不是香港面向國際，而是香港面向內地，他們是希望利用香港，作為進軍內地的跳板或橋樑。
去年港交所嘗試向倫敦交易所提出併購建議，無功而回，就是一個好例子。當時倫交所回覆港交所時直接表示，倫交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有互惠合作關係，上交所是他們會優先選擇又直接的方式，開拓中國業務。言下之意，倫交所要合併的話，只會選擇上交所，不會選擇港交所。當我們覺得香港最有國際化優勢的是金融業時，在外國人眼中，他們著眼的，是中國市場，而不是香港市場。
當然，香港可以繼續尋求面向國際的發展機會，但這一定不是可以快速拉動香港經濟的引擎，特別是用反對派的邏輯，香港不結合內地去尋找國際機遇，而是香港孤身上路，面向國際，結果可想而知。幻想中的國際化美夢要醒了。
內地經濟急速發展，加上是次的新冠疫情的影響，經濟學家估計中國的GDP在2027年至2028年會超越美國。在內地持續急速發展的情況下，會衍生很多商業機會，香港近水樓台，可以藉助大灣區這塊跳板優先取得那些機會。
至於胡志偉說大疆老闆汪滔的成功，沒有為香港帶來什麼益處，是完全錯誤的。汪滔的成功故事，至少可以激勵香港年青人，證明了在香港的大學接受教育，憑著自身努力，找到適當的市場，絕對有機會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的企業家。香港可以是一塊孕育他們成功的福地，雖然成功後不一定要長期留在香港發展。在美國也好、在中國也罷，人們不一定要留在出生的城市工作或生活，香港人應該放眼世界，但現實上，香港人能夠更容易尋找較好機會的地方，應該是在大灣區。
用一個務實的態度，檢視自身的優勢劣勢，尋找最好的發展機遇，無論是香港整體或者是年輕人，都應該抱持這樣的態度。戴著政治的有色眼鏡，排斥內地的一切，只會令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窄。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