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論》: 對敵人重心的致命一擊

香港政壇充滿著巨嬰，或許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參與了一場怎樣的戰鬥，胡裏胡塗就成為棄兵了。

流亡英國的許智峰接受《美聯社》訪問，指香港的情況正在惡化，又提到「自己一開始從政時，從來無想過會有被監禁的一日。」

流亡英國的羅冠聰接受《衛報》訪問時表示，國安法實施以來，壓制異見者的規模和力度已超乎想像，「所有人都震驚，我認為沒有一位香港政評人會估到今日的情況，北京的干預程度及影響力已遠超過我們的判斷。」

他們用大量違法手段衝擊特區政府，要攬炒中共，從沒想過會坐監，從沒想過阿爺會反擊？難道北京真是會蠢到任打不還手？他們真的不知自己參與了一場不成功的政變、參與了一場西方大國襲擊中國的戰爭？

要由嬰兒成長到大人，要留意世界的變化、要學習、要讀書。講到戰爭，那能不講普魯士軍事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戰爭論》(On War)。克勞塞維茨有西方兵聖之稱，他是普魯士參謀部的最初奠基人沙恩霍斯特將軍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參加過反法同盟的戰爭，他深入研究多次重大戰役後，寫出這部軍事理論巨著。當中對戰爭特性，有很多精華總結，流傳後世。

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戰爭論》(On War)。

1. 克勞塞维茨認為，戰爭是兩股活的力量的搏鬥，不止要消滅敵人的物質力量，還要摧毁敵人的精神力量。

當美國認為中國成長到威脅自身時，就逐漸進入兩股力量相博的准戰爭狀態。特朗普出現或許是歷史的偶然，但中美衝突卻是歷史的必然。中美正互拼精神力量，美國打出幾十年不變的民主自由大旗，而中國就以高效管治搶佔意識型態高地。香港和台灣，只是中美角力的小戰場。有人說台灣的蔡英文去年深度介入港局。但若不是美國對華政策已經質變，蔡英文那敢造次？

2. 克勞塞维茨提出最簡單又最直接的分析，戰爭中數量上的優勢是最普遍的致勝因素，所以集中優勢兵力，是戰略上最簡單有效的準則。

去年6月後的香港，已變成一個戰場。對手先驅動本地的巨嬰政客成為暴力街頭戰鬥的支持者(吹出那些「齊上齊落」的浪漫歪理)，再把大量年青人發動上街，他們由初時掟石也會手軟，到中大、理大暴動時年青女子也敢大掟汽油彈。對手把數以十萬計香港年青人推到街頭，打遊擊戰，把他們變成民兵，相對只有3萬的警察，叛變者在數量上佔有絕對優勢。直至到警察換了一哥，阿爺加強介入，再有疫情限聚之助，情況才慢慢扭轉。

3. 克勞塞维茨認為，戰爭中攻防互換，進攻是最好的防禦。說到進攻，克勞塞维茨提出重要的「重心理論」。他套用物理學的概念，說物體的重力聚於一點上，打擊這個重心，會導致物體失平衡，進而倒塌，所以要打敵人的重心。

從香港局面看，如果對手強於暴力街頭運動，阿爺就強於全國人大的立法權和釋法權，訂立《港區國安法》，就是亮出利劍，打在對手的「重心」----勾結外國之上，給對手致命一擊。

早在23條立法之前，已有外國人提到，23條原本法律所無的，是禁止本地政團和外國政府有聯繫。而《港區國安法》直接就訂立勾結外國罪，全面制止這些叛國行為。《港區國安法》推進得極快，完全出乎對手意料之外。本地激進份子失卻外國/外地的資金支持、策略指導、政治聲援，就呆在當地了。面對法律追究，只能走路逃避。

阿爺見到這些親英美小政客的逃亡潮，簡直掩著咀笑了。這種「你們衝，我先鬆」的精神風貌，如何和共產黨鬥？不要忘記，中共是從血與火的試練走過來的。

重讀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欣賞阿爺在反攻中的戰略，反客為主。

有人問戰爭的目標是爭取對己有利的和平，現在到了講和的時候嗎？我看在香港這個小局，阿爺似乎還在擴大戰果。至於中美的大局，恐怕香港問題排不上美國關注的頭三位。小局要服從大局啊。

盧永雄

最近看完Netflix美劇The Queen’s Gambit （后翼棄兵），有很多聯想。

《后翼棄兵》顧名不能思義，這套劇是講述一個美國國際象棋冠軍的奮鬥故事。

「后翼棄兵」是國際象棋其中一種開局方式，是先犧牲一些棋子、換取另外一種東西的策略。通常的走法是白方將兵推出，故意被黑方的兵吃掉，然後減少對方的兵本來對部分位置的控制力，即犧牲一隻兵，換得對中心地區的控制權。這種戰術背後的哲學含意就是有一失必有一得。

《后翼棄兵》的女主角Harmon。

劇中女主角Harmon童年坎坷，母親因意外去世，她被送到孤兒院，要服用鎮定劑，才得到暫時的平靜。後來她認識了校工Shaibel，成為她的國際象棋啓蒙老師，最後Harmon成就世界國際象棋冠軍。

有人問我，香港去年的亂局，是否中央欲擒先縱，讓外國操控的香港反對派盡情表演，然後來一招回馬槍，訂立《港區國安法》，將投美的叛變者一網成擒，這種說法頗有「后翼棄兵」戰術的味道。

我覺得政治確實陰險，但也不用過度陰謀論。中國領導人正在玩民族復興的大棋局，香港原來只是毫不起眼的一隅小局，中央無必要花太多精神在香港佈局。所以中央過去對香港的政策，主要是回應性的，最高領導不常過問。只不過是過去幾年的事態，觸發了重大危機，中央才要全力以赴，以雷霆萬鈞之勢，平定香港的亂局。所以，如果說中央採取「后翼棄兵」策略，引蛇出洞，然後一網打盡，有點神化了中央的部署。中央應無「后翼棄兵」的布局意圖，但卻取得了「后翼棄兵」的效果，損失一片，卻奪回大局的主導權，可說是意外之得。

中央為令香港從去年的殘局中走出來，可謂奇兵突出，完全採取主動，從訂立《港區國安法》開始，到推遲香港立法會選舉，再到定出DQ議員的框架，每一著都令到香港的激進反對派，陷入極大的被動之中。中央走的每一步棋，都完全超乎美國及香港激進反對派的想像，他們只能傻了眼地看著中央一步一步，摧毀激進叛國者的陣營。聞說由於《港區國安法》立得太快，很多西方在港間諜，來不及撤走，混亂狀況可想而知。另外亦觸發大批反對派人士逃亡海外。

如果是觸犯了嚴重罪行，可能會被判5年、10年監禁，逃亡還可以理解，但有些人如許智峰，只是在示威現場搶不同政見市民的手機、在立法會潑潑臭水，即使罪成，最多可能判監禁一年半載，面對這樣輕的罪名，許智峰還是選擇棄保潛逃，無論他講得如何冠冕堂皇，說出國是為了幫助香港的同道尋找門路云云，說到底，膽小就是膽小，夠膽做，但不夠膽承擔相關刑責。以這種意志，卻想與實力龐大的共產黨鬥，想割共產黨的喉嚨，實在太可笑了。

我讀大學的時候，看過很多研究社會主義國家解決異見人士的方法，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將他們驅逐出境，因為異見人士離開國土，就像魚兒離開水塘一樣，開始時在魚塘邊的泥地上跳躍掙扎，好像還有少許激情，但最後都難逃乾死的命運。外國有需要的時候，也很樂於利用這些異見分子去大力批評社會主義國家，但最後還是會把他們像嚼過的香口膠一樣，棄之不顧。

蘇聯最著名的異見份子索忍尼辛，在1974年被蘇共總書記布里玆涅夫強行押上飛機驅逐出境，索忍尼辛意志堅強，不怕坐牢，想留在蘇聯，但被布里玆涅夫硬送出國，去了美國，最後變成一個「牢騷老人」，不但批評蘇聯，也批評美國道德墮落、音樂使人難受、新聞媒體不加節制侵害私隱等等。

而中國最著名的異見分子是魏京生，出國之後亦難逃類似的命運，最後在國外與不同的異見份子分黨分派，相互攻訐，慘不忍睹。

離國的異見份子最後都會成為棄兵，剎那光輝，就像煙花一樣璀璨，但璀璨一閃即逝，之後就要面對漫長人生的現實生活困難，苦況不足為外人道。

流亡，從來不是美夢。從政者可以選擇，就不要跌入流亡的困境中。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