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人唔同命，同遮唔同柄」這兩句廣東俗語，真的有深刻哲理。看錢斯利、梁繼平和林飛帆這三個人的命運，就知道世事何等諷刺。
如果你有看1月6日美國國會騷動事件畫面，你應該見過32歲的錢斯利(Jacob Chansley)，他的裝扮相當出位，赤裸上身，頭戴牛角帽，手持掛上了美國旗的長矛，臉上塗著代表美國旗的紅白藍三色油彩，象徵他是一名愛國者。他與一班示威者闖入國會，坐到副總統彭斯的椅子上。因為他的奇裝異服，令他的相片在社交媒體上瘋傳。
錢斯利已被拘禁。AP圖片
國會暴亂之後，錢斯利並沒有潛逃外國，反而是打電話到FBI的華盛頓辦公室自首，他對FBI表示：「自己是和亞利桑那州的其他愛國者一起，來到華盛頓，還是應總統要求前往的。」錢斯利是一個右翼社團的活躍分子，看來他與事件中被警員槍殺的女示威者巴比特一樣，真心相信自己是一名愛國者，正在制止特朗普的勝果，被非法的選舉奪走。
不過，錢斯利的「愛國行為」，沒有得到友善的回報。他即時被美國司法部控告「在未合法授權的情況下，進入在禁止進入的建築場地，以及暴力進入美國國會大廈」。看來錢斯利未來有一段時間，要在美國監獄度過。
比錢斯利幸運的是26歲的梁繼平。梁繼平畢業於香港大學政治學及法學雙學位，如今在華盛頓大學唸政治學碩士。他是一名港獨派，是前港大《學苑》總編輯和《香港民族論》的編者。梁繼平於2019年7月1日闖入立法會，除下口罩，接受訪問。事發後他馬上潛逃到台灣，再逃到美國，現時正在美國快樂逍遙。
梁繼平闖入立法會後馬上出逃。大公報圖片
梁繼平兒時夢想是要做立法會議員，現已變成逃犯，不過他還算幸運，同樣在美國，他仍然能自由生活，總比錢斯利要坐牢好得多。兩人的分別不是國籍，而是梁繼平搗亂他人的議會，在美國受到獎賞，但錢斯利去搗亂美國自己的議會，就死無全屍了。
當然，講到最好彩的，自然是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的其中一個領袖林飛帆。林飛帆與錢斯利同年，都是32歲。2014年，他正在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讀書。他是「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總指揮，發起太陽花學運，佔據立法院，抗議內地與台灣簽署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太陽花學運在國民黨馬英九政府的中後段發生，對國民黨造成致命一擊，促成了民進黨蔡英文上台。
林飛帆已成為民進黨高層。網上圖片
民進黨搞發展，一事無成，但搞陰謀詭計，卻是專家。蔡英文利用「太陽花學運」，狙擊國民黨，成功上台執政。到2019年她再利用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一樣，激發台灣抗共民意，成功連任。太陽花學運過後，民進黨送出5個立法會議席，讓搞手入局。後來又收編林飛帆，讓他當執政民進黨的副秘書長。林飛帆月薪有新台幣9萬元，遠比同齡人的工資高，故在網上有了「林9萬」的稱號。高薪厚職，榮華富貴。
從坐牢的錢斯利，到仍享有自由的梁繼平，再到飛黃騰達的林飛帆，都有一個共通點，都曾非法示威並闖入當地的立法機構，但際遇卻天差地別。這些活生生的例子，教曉大家什麼叫做雙重標準。
在美國國會暴動之後，黎巴嫩外交官穆罕默德·薩法翌日在推特上寫了一段意義深長的說話：「如果美國看到美國正在對美國做的事，美國肯定會入侵美國，以從美國暴政的手中解放美國。」這幾句話很有哲理。
黎巴嫩外交官薩法在推特上的貼文。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曾經說香港的暴力示威，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但當這道「美麗的風景線」出現在她的辦公室時，她就立即變臉。美國政客重視自己國家的安定，卻希望你的國家大亂。
美式民主，也不過如此吧。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