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播處長李百全最近就任之後，港台有部分節目被抽起， 原因是節目並不持平，或者部分內容對《國安法》 的描述不準確等等。反對者認為此舉有損港台的編輯自由。
作出這種批評的人，對廣播處長角色有基本的誤解。 廣播處長身兼港台的總編輯，是編務的最高負責人。 假若港台製作的內容出現任何問題， 總編輯要負上最終的民事以至刑事責任。因此， 廣播處長履行總編輯職責的時候，並不是外人干涉編採自由， 因為他就是編採的最高負責人。
我也做過報館的總編輯，每日審稿的時候，都戰戰兢兢。 因為稿件若出問題，無論是刑事誹謗或藐視法庭，我也會一身蟻， 甚至有坐監的風險，自然不能任意思維， 既要對相關的法律和守則了然於胸，亦小心把關。記者被人改稿， 甚至稿件不合格被人抽稿時自然有意見，我第一個反應會說: 「 最後是你坐監還是我坐監？」對方就會收口。
我自己也做過電視台記者， 在這裏可以講講我的新聞稿件被丟進垃圾桶的故事。
話說當年我在電視台做政治編輯，已經是中層人員。 某一天寫了一個政治故事，交給資深老編輯審核。 老編輯只用了一分鐘便看完，之後隨手將稿件搓成一團， 扔到垃圾桶裡，並對我說：「你返去重新寫過吧， 故仔內容不夠公正持平。」我事後檢討， 該報導涉及比較敏感的政治問題，兩方面的意見雖然都有採訪， 但其中一方的意見只寫了兩句，有點「大細超」， 也難怪老編輯覺得不夠持平。老編輯當時也順便放錢入我袋， 說電視台的管理人員，都知道要遵守廣播守則，守則非常嚴格， 一定要持平公正。若然踩過界，小則罰款，重則釘牌。 老編輯的說話，我銘記於心。到今天港台也要遵守。
近日與一位前港台高層談起港台的問題。他認為港台的《頭條新聞》 這類節目，確實非常偏頗，而《鏗鏘集》應該沒問題。 我對他的講法不敢苟同。我看過幾集《鏗鏘集》，例如「721白衣 人事件」，有專集報道，但所謂的「831太子站內打死人」， 卻根本不去追訪。假若《鏗鏘集》的製作人員，用調查721的心思 去調查831的「死人事件」， 例如嘗試找出當日在太子站謠傳被警察「打死」 的六個人究竟是什麼人，屍體又去了哪裏？我就同意《鏗鏘集》 是客觀公正了。直到今天， 香港仍有很多市民認為太子站內有人被打死， 但相關的編採人員都心知肚明，知道太子站內根本沒有所謂的「 打死人」。我和前港台高層激烈討論， 我認為新聞從業員只選對自己的政見有利的題材做深入調查， 對自己的政見不利的題材卻視而不見。單是選擇題材， 已有失客觀公正。
2019年香港那場反修例運動，令很多香港人頭腦發燒， 很多專業人士從醫護到新聞從業員，都失去了應有的理性， 思想完全政治化，事事因政治動機而行事。如果新聞從業員， 他們覺得公義在自己的一邊，想藉助媒體發揚自己的政見， 對相反的政治卻十分嫌惡，不作報道，客觀上就十分不專業了。 港台作為一個公營廣播機構，如今很多內容都過了界， 違反了港台約章以及相關廣播規管守則。
最諷刺的是，以前的廣播處長是資深的專業媒體人士，理論上， 他應該比我更清楚什麼是客觀公正、什麼是專業守則， 但卻偏偏不敢去管理。如今換了一個政府政務官（AO）上場， 才夠膽「揸正來做」，重新回歸應有的專業之路。
香港人也是時候要醒過來了，要重返專業，重新遵循專業準則行事， 否則，未來的香港，仍然沒有運行。
盧永雄
香港民主黨未能決定未來會否參與立法會選舉。黨主席羅健熙擔心參與選舉，就要放棄他們的原則；不參與選舉的話，民主派會被邊緣化，將交由會員大會作決定。一個反對派的主要政黨的核心，對是否參選，也猶豫不決，顯示這個政黨，真的缺乏政治領袖。
其實，民主黨參不參選，先要搞清一個理念。若這個理念搞不清，即使參選，也未必能攞到提名票入局；就算入了局，也有可能因為行為過界而再出局。那個理念的核心，就是愛國問題。現時講愛國，會被人標籤為「擦鞋」、「左傾」。其實，過去即是民主派、支聯會，都是將愛國掛在口邊的。在這裏和大家重溫一件舊事。
2013年5月，當時的支聯會負責人李卓人宣佈，以後在「六四」集會上，不再叫「愛國」的口號。此前，支聯會在「六四」集會上，都會大叫「愛國愛民、香港精神」這句口號。這是香港的反對派，特別是泛民主派激進化的里程碑，等如公然宣布不再愛國。
整件事源於2010年政制改革，傳統泛民被激進派泛民大力質疑，說她們在政改談判中和阿爺妥協，放棄了立場。而每年「老例」舉行的「六四」集會，也被激進泛民指為「行禮如儀」，激進泛民還刻意在尖沙咀另起爐灶，搞另類「六四」集會，以分散支聯會的支持。支聯會最後讓步，宣佈放棄「愛國愛港」口號。其實，激進派是有部署而來的，她們一步一步地挾著傳統泛民，走上激進之路。2013年支聯會放棄愛國口號，2014年參與違法「佔中」，2019年不和暴力的攬炒顛覆運動割蓆，走向一脈相承，泛民是一步一步去上不歸路。
關鍵是傳統泛民失去了能把得住舵的政治領袖，泛民元老司徒華在2011年去世，泛民在2013年之後開始歪變。司徒華創立了支聯會，也創立了民主黨。他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堅持：無論民主派怎樣反對政府，都要堅持愛國的理念。而愛國並不等於愛黨，愛國只是愛中國。香港人也是中國人，所以不可以不愛國。
我早年私底下和華叔多次談過愛港愛國的問題。他說民主黨內有兩條路線，他代表其中一條，是「愛國派」；而另一條路線的代表是李柱銘，是「洋化派」，李柱銘經常跑到美國，作這樣或那樣的游說。
很多人以為司徒華因為英語不好，才沒有跑到美國做說客。但華叔話，在這些會談場合，都有翻譯在場幫忙，英語好不好，完全不是問題。只是他不選擇去美國游說，因為這樣做很易被理解為賣國。
司徒華甫過世，這枝民主大旗馬上變質。泛民隨波逐流，人激他們又激，終至不知如何自處的地步。政治領袖，開個中央會議決定不了，要交會員大會決定，甚或再做個民調決定，這是哪門子的領袖？
到今天，即使《港區國安法》早已經實施，民主黨主席羅健熙仍然想堅持他的「原則」，依然說民主黨不會與暴力割蓆。他可能不知道，光是這句話，即使犯不上《港區國安法》，也可能犯上《刑事罪行條例》第9.1f條的煽動意圖罪。
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當中的「一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人是中國人，愛國天經地義。從政者更加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個效忠是真效忠，中國如和別國開戰，要拿槍上戰場和別國打仗。
一個政黨選擇參不參政，首先不是要計自己得到多少席位，而是要計自己是否願意為國家、為香港服務、犧牲。如果連愛國的原則也不想支持，我勸這些政黨不要參政了，未來的政制，你混不下去的。
這裏送上第35任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的名句：「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你應該要問自己可以為國家做什麼。」泛民的朋友們，你們打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貢獻點什麼呢？若無心愛國，也不要期望國家愛你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