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ke與 Dislike

香港有超過有400萬的Facebook(面書)用家，他們將會用到一個新功能，除了給予貼文Like(讚好)之外，將有Dislike(不喜歡)按鈕，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話，Dislike按鈕主要讓人們對悲傷文章表達感情，表達同理心，而非用來否定他人言論。

Facebook的Like按鈕在2009年推出，成為一種網上快速表達情感的工具，誇張點說是拉近了朋友間(甚至不認識的「朋友」)的距離。你有一個多年沒見的朋友，重新成為Facebook上的朋友之後，你Like他的貼文，就好像很友好了。這就是現代人的關係，其實不近，也很科幻。

無論如何，俾Like已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一部份，也大大推動了Facebook的滲透性。不過用戶天天對貼文俾Like，慢慢就發現只有Like沒有Dislike，是一大缺憾。我們見到一些很不喜歡的消息，例如親友的離世，即使嘉許貼文者能夠第一時間將消息發布，也不會給Like。

Facebook過去一直沒有Dislike功能，據朱克伯格的講法，是不想Facebook與其他社交網站的功能太相似，也不想Facebook的用家對別人的文章，惡意攻擊。

細心想，給出Dislike，可能基於兩個原因，第一，是對貼文的內容，不能表達Like的情感，只能夠表達Dislike的情感，例如早前敘利亞難民男童小亞藍伏屍希臘海灘的照片。正常的人見到這張照片，都會產生濃烈的厭惡情緒，即使對發布該照片的人表示嘉許，但也難以給出一個Like。對於一些負面的新聞，如罪案、死亡、強姦新聞，可能用Dislike以表達個人情感，更加適切。

第二個Dislike的可能，是對貼文者行為的反感，例如他貼了一些令人噁心，或者侵犯到他人的文章或照片，大家不喜歡這種貼文行為，所以會產生Dislike的感覺。這也是朱克伯格所擔心的惡意攻擊的問題，因為有了Dislike功能以後，便可以隨意對貼文者表達不滿的情緒，激發互相攻擊的行為。

歸根究底，Facebook是商業機構，Like是其中之一的重要功能，無論是對一個專頁的Like，成為粉絲，或者給予某貼文Like，以表示嘉許，都構成網民在Facebook這個社交網站上的核心行為。在Facebook上的公開專頁，Facebook不會將專頁的所有貼文都顯示在追蹤者的塗鴉牆上，她有獨自的演算方法去顯示貼文，其中的一個準則是該貼文愈多人Like、愈多人轉發，在朋友的塗鴉牆上出現的機會愈大。如果將來加了Dislike功能，演算方式又會如何呢？Dislike多的文章，究竟是會增加或減少在塗鴉牆上出現的機會呢？

暫時知道，歷史上最多人Like的一張圖片，是2012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當選以後攬著太太米歇爾的照片，有400萬個Like，而最多人Like的專頁，是足球明星C朗的專頁，有1.07億個Like。

 

Like這個行為，已經與Facebook的流行掛上了鈎。當大家每天在塗鴉牆上瀏覽貼文的時候，很多時都會不經意地按了Like這掣，未來萬一多了一個Dislike，恐怕會令不少人選擇困難。如果Facebook早早有了Dislike功能，相信小亞藍伏屍海灘的照片，會成為大多數人Dislike的照片。

朱克伯格這位才31歲的聰明人，可以令到Facebook每天有達10億的用戶，他的每一個行為，都經過深思熟慮，如果真的加上Dislike功能，必然是對Facebook生意有利，才會選擇去做。

盧永雄

最新QS全球大學排名榜出爐，港大與中大都退了步，港大更給科大超越，變成全港第二大學。見到今日這些老牌大學不大積極爭取排名，令我回憶起80年代自己讀大學的時候，大學負責人全力爭取排名的歲月，心態差異之大，叫人無限感慨。

當年我在中大讀書，因為搞書院學生會的緣故，作為學生代表會列席中大校務會（Senate）。當時的中大行的是四年制，與政府鼓吹的三年制大學不同。殖民地政府不大喜歡中大，給予學校的資源不多，中大惟有自力更新，努力掙扎上游。當年的大學，努力爭取排名，中大為了搶最優秀學生，還搞出「暫取生制度」，中學生中五考會考，成績良好的話，便優先給予取錄，中六入大學，不用參加中七的高考。

我在列席校務會時，有一個經歷讓我畢生難忘。當時中大正在草擬五年發展計劃，香港政府的大學資助委員會派員親臨中大，聽取大學管理層的發展大計，然後決定是否給予資助。當時中大希望開設工程學系及法律學系，還記得資助委員會主席是一名華人大法官，他連番提問，非常挑剔，主要是質疑香港根本無需要訓練太多律師及工程師，以及中大是否有足夠能力辦好這兩個學系。我當時聽到這名大法官這樣質疑校方，已經覺得中大的發展大計要打定輸數，結果不出所料，兩個學院都不獲支持開辦。

不過，事隔幾年，大學資助委員會卻批准了成立沒多久的城市理工學院開辦法律系及工程系。當時還是年紀輕輕的我，深覺世途險惡。大學資助委員會這邊廂說社會並無需要訓練更多的工程師及律師，那邊廂卻批准城市理工開設這兩個學院。另外，在質疑中大沒有能力開辦這兩個學系的同時，卻批准一所年資淺得多的城市理工學院去開辦這些學系，城市理工學院最後更升格為大學。

這故事既說明了殖民地時代大學教育的政治化，亦清楚顯示了一所大學的發展之難。政府其後出資發展第三所大學科技大學，重金打造這家學府，好明顯是要與中大競爭。當然，沒有人猜得到科技大學24年後連港大也打垮了。

當年，我與中大的教授傾過，他們心情悲切，覺得面對政府和大學資助委員會的重重關卡，中大需要靠自己奮發圖強，提升大學的學術水平，爭取更高的國際排名，打出自己的道路。

我問到大學的研究及教育工作，同樣重要，爭取提升排名，無可避免要催谷老師，寫作更多有水平的研究論文，爭取在國際權威性學刊上刊登，是否會影響老師的教學質素呢？教授回應我，真正有水平的教授、真正有水平的大學，絕對可以兼顧教學及研究。大學的老師收取如此豐厚的工資，就是希望他們有出類拔萃的工作表現，為香港培養最好的人材。大學的教員是社會的精英，不會因為要加強研究，便會放棄教育工作。相反地，研究能力高的學者，更加有能力教出好學生，反而一些研究能力低的學者，教學時也是泛泛而談，不一定教出好學生。

回想當年，不單止中文大學如是，整個社會都充滿著拼搏向上的精神。可惜，到了今天，大學的管理層，已經變得比較隨意，他們隨心所欲地為大學設定目標，並無要求大學做到教學與研究並重的高水平，也沒有要求大學在加強對學生的教育及德行的培養的同時，兼顧爭取更高的排名。在他們的心目中，認為這幾個目標，互相矛盾，便覺得不一定要爭取排名。

大學也好，香港也好，如果不斷地放鬆對自己的要求，寬以律己，嚴以對人，最後，整個社會的水平，只能夠反覆向下，一天一天的走下坡路，被競爭對手愈拋愈遠。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