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停「回港易」事件 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特區政府在上周六(5月22日)，一度暫停廣東省的「回港易」，鬧出一場小風波。話說當天下午4時許，在衛生署記者會上，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留意到廣州荔灣區近日出現確診的當地個案，特區政府會將廣東省納入「中風險地區」，身處廣東省的港人由周日開始不能透過「回港易」計劃返港。

消息一出，輿論嘩然。廣州荔灣區只出現了一名75歲老太太感染的個案，是否本地的不明源頭個案仍有待查證，為什麼特區政府因為廣州的一個不確定個案，便將整個廣東省的「回港易」暫停呢？這意味著大量從廣東省回港的人士，都要進行14天的隔離檢疫。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即時在社交網站發文提出三個「不解」，他質疑廣州市面積7434平方公里，廣東省其餘地方面積比廣州市面積大23倍，廣州有個案，為何全省就沒有「回港易」呢？他認為「港府若使用這種尺度，中港將通關無望」。   

但當時政府似乎繼續原來的想法，當晚7時許，政府照樣發稿，表示將會暫停「回港易」計劃。據說後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介入，到當晚10時29分，特區政府再發稿表示，指當局正與廣東省政府評估有關的情況，只將廣州市荔灣區龍津街錦龍匯鑫閣調整為「中風險地區」，而廣東省並未被列為「中風險地區」，「回港易」計劃的安排會維持不變。

一個叫停廣東省「回港易」的政策，在6個小時內流產。

香港政府因為一個廣州未確定的個案，就叫停「回港易」計劃。如果說廣東省政府沒有意見的話，沒有人會相信。廣東省當然有反映意見，特區政府才去看看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賽後檢討，特區政府當時處理事件，出現了幾方面的問題：

一、廣州只出現一個未確定的個案，根本無需急於行事。事發的翌日，即5月23日，廣州通報，初步判定那位感染新冠病毒的75歲郭婆婆和她的丈夫也確診，他們是「境外輸入關連確診病例」，他們感染了印度的新冠變種病毒，相信是由於意外地暴露在相關物件而被感染。雖然我們經常建議政府行動要迅速果斷，但因為廣州一宗未清楚的個案而作出行動，反應有點過敏。

二、問題是叫停整個廣東省的「回港易」。大家其後才知道特區政府的判別風險的準則和內地的不同，而且一出問題就叫停全省的「回港易」，特區此前也曾撤銷過遼寧省和安徽省的「回港易」免隔離檢疫安排，但從這些省份回港的港人不多，所以沒有太多人留意到。到特區政府照辦煮碗去熔斷有大量港人往來的廣東省，問題亦浮上水面。

政府叫停後也發現問題所在，在周一表示，日後對「中高風險的地區」的劃定，香港將根據內地衛健委的定義。這是一個較好的做法，統一了中港兩地對相關問題的標準，減低了兩地在溝通上的誤會。

從特區政府貿然熔斷廣東省「回港易」的風波，可以從中得到一些教訓。防疫是要達到兩重目標，一方面是嚴控病毒，不讓其從外地輸入；另一方面是在風險可控情況下，維持跨區的人流。若只以單一目標機械化地行事的話，就會出現問題。內地控疫的成績，遠比香港好，內地絕大部份的省市都可以長期清零。香港最近的疫情有所改善，但仍未能做到長期清零。在這個情況下，香港自行實施「回港易」計劃，港人從內地回港，可以豁免14日隔離檢疫，這是合理反映了中港兩地的控疫成績的差異，無碍香港控制輸入性病毒。偶爾遇上內地部份地區有疫情，只針對當區和當地城市熔斷就可以了。

香港正在爭取與內地免隔離通關，是內地怕香港播疫，多過香港怕內地，當中涉及很多協調工作，包括兩地都要兼顧人流的溝通和控疫的安排。如今已統一了兩地對風險程度界定的標準，是方便日後討論通關的前提。香港不能自搞一套，否則再搞幾年都通不了關。

盧永雄

「爆眼女」事件，充份顯示香港制度的荒謬性。

「爆眼女」事件發生在2019年8月11日晚上，「爆眼女」在彌敦道近尖沙咀警署的衝突現場中，右眼被異物擊中受傷，血流如注。當時網上瘋傳她是「被警員近距離用布袋彈擊傷」，但亦有指是有示威者企圖用椏杈向警署射鋼珠時，意外打中她。事後警方申請了法庭手令索取「爆眼女」醫療報告，傳聞睇到報告就知她被什麼打傷。但「爆眼女」申請法援不斷打官司，阻止警方取用她的醫療報告。甚至就警方有無把法庭手令副本給她這些「雞毛蒜皮」小事，也申請到法援，打司法覆核官司，輸了又上訴。

事件最新發展是《東方日報》爆料，原來「爆眼女」早在去年9月30日已離港赴台。當日她現身香港國際機場赴台時，雙目炯炯有神，並不是如外傳的「右眼已盲了」。

事件揭露幾個問題：

1.     唱衰完畢一走了之。「爆眼女」到底是移民還是走路，由於她沒有交待半句，市民不得而知。回想2019年她矇面開記者會後，外媒紛紛報道香港警察打盲示威者隻眼，大力唱衰了香港。如今這個示威者隻眼無盲，甚至不斷阻止警方調查她的眼是被什麼打爆，又有誰去告訴外媒這些真相，外媒又有無興趣澄清呢？

2.     遙控大花公帑打官司。「爆眼女」已離港，看她的走勢是害怕警方調查，可能永遠都不會回來了，但她還可以透過律師，遙控用法援打官司，而且打的「雞毛蒜皮」司法覆核，輸了再上訴。若是用自己錢是不會打的官司，納稅人錢如倒水般倒出去，細思此事，真是極之荒謬。

法律援助的原意是幫窮人打官司，不想他們因為沒有錢，而損害了他們的法律權益。例如警方想刑事起訴一個貧窮的「爆眼女」，法援制度令她不會因為沒錢而無法請律師，得不到律師代表的權利。如今「爆眼女」已遠走高飛，政府想告她也沒有辦法，為什麼還要不斷讓她用法援打官司？法援署要清楚交待，是否知悉「爆眼女」已經離境。

批出法援要經過兩個審查，一個叫經濟資格審查（means test），即是申請人無錢無資產。另一個叫案情審查（merit test），即是官司值得去打，有得打。「爆眼女」案之前一宗司法覆核案已敗訴，仍堅持上訴，批准這些申請過到merit test的法援署官員，理應問責。若明知她已離境，仍批出法援，就更加應該問責。

3.     自選律師的「真黃色經濟圈」。我覺得黃色經濟圈這種概念無用，但唯有法援是例外。在「爆眼女」上訴官司，是法援署批出法援，請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去打官司，最後上訴失敗，夏博義仍然賺了律師費。

法援的成功申請者，可以指定律師，他們當然會指定自己友去打，而且收貴一點也無妨，反正是由納稅人找數，這真是一個笨制度。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曾就此質詢法援署署長鄺寶昌，鄺寶昌當時解釋，法援申請者有權選擇律師，但法援署其實有監管，有最終決定權，會衡量相關律師曾處理甚麼案件、有否不良記錄等作出決定。

這些是答了等如無答的內容。我們繼續見到那些申請人成功申請法援，請自己友做律師，去打無謂的司法覆核官司。即使政府已發現問題，改革亦改得太慢(當然我不能排除政府覺得無問題)。

政府法援總支出近年暴增，由2014/2015年度的5.67億元，急升至2019/2020年度的11.33億元，5年間升了一倍，多了5.66億，5億幾派給窮人有多好，但這些錢被法援常客用在指定的律師團隊身上，這真是一個黃色經濟圈，也是一個養肥律師的社會，這就難怪大狀如此反政府了。

政府如一個肥肥白白的有錢仔，你越打他，他怕了你，就越會送錢給你，不打他就笨了。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