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通過完善政制方案，9月選委會、12月選立法會、明年3月選特首。現在有很多人爭著做特首，大家搶先入閘。
在阿爺的眼中，香港特首一定是「堅定的愛國者」，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曾經說過，堅定愛國者的其中一個主要條件是：「要堅持原則，敢於擔當，在涉及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等重大原則問題上，必需要勇敢站地出來，站在最前列，進行堅決鬥爭。」
我相信在阿爺眼中，六四集會、特別是支聯會的「結束一黨專政」綱領，顯然涉及上述提到的「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等重大問題」。誰想做特首，就必需在這些問題上「敢於擔當」了。
最近，警方以疫情為由，拒絕了支聯會申請在6月4日的集會和遊行。政府高官對於支聯會的綱領是否觸犯了《香港國安法》，諱莫如深，大都不願多說，見到記者追問就「走夾唔抖」。最敢講的，只有保安局長李家超，他在27日被記者問到六四集會是否違反《香港國安法》，他回答：「我不在此討論某一些行為會否違反某一條法律，但根據《香港國安法》內清晰說明，任何人如果組織、策劃、實施，用非法手段去破壞或者推翻在中國《憲法》之下所定的根本制度，屬於顛覆國家政權罪。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如果涉及違法的行為，尤其是涉及《香港國安法》，我們會根據法律嚴肅處理。」
李家超這番話，是港府官員對六四集會和支聯會綱領比較清晰的說法。
我經常說，現時大家議論特首，應先講條件，然後再去看人選。如果從「涉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問題上要敢於擔當」是當特首的重要條件的話，李家超就比很多連講也不敢講的官員，更適合當特首了。
過去選特首的時候，有關六四集會的問題都很難回答，因為這是兩難題，阿爺希望特首候選人說反對，但不少市民卻想候選人支持。一位在某次特首選舉中的核心助選人談起，他說特首候選人回答六四問題的時候都很頭痛，只好講些模棱兩可的答案，例如「明白香港人的感受」之類，含糊其辭便算了。
不過，今時今日已有重大變化，除了特首選委會的產生方式已經改變外，連法律也改變了，主要有兩個轉變。一、2018年中國修改了《憲法》，在《憲法》第一條第二款，新增了一句：「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把中共執政加入了憲法條文之內，即中共執政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中國國家制度；二、《香港國安法》在去年6月30日生效。那麼支聯會的「結束一黨專政」綱領，便跌入了《香港國安法》禁止的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範疇之內，原因是按中國《憲法》，共產黨執政是國家政權的核心制度。
這都是香港適用的法律，無論香港人喜不喜歡，無論特首候選人喜不喜歡，這是現實，都要接受。過去，香港的政客、官員都喜歡講一些他覺得市民「啱聽」的說話，不將政治現實講出來，不將法律講清楚，客觀上誤導了市民，誤導了年青人，令他們覺得觸犯《香港國安法》沒有問題，即使犯了法，政府也不會執法。民主黨的陳樹英最近宣布退出支聯會，也說是因為擔心支聯會綱領違反了《港區國安法》，連陳樹英都夠膽講的問題，為什麼特區政府官員卻不敢講呢？
現在有這麼多人爭著做特首，我認為要找一個能夠認認真真地按現行法律評論六四問題的特首，可能會比較好。
盧永雄
看著台灣的疫情接連爆發，一邊對台灣同胞的慘況感同身受，另一邊對台灣官員的文化創意，大開眼界。
台北市爆疫核心地段萬華區，充斥著阿公店和茶館，這地區是台北的色情場所老區，從業員都是40、50歲以上。自從蔡英文於2016年上台之後，與大陸關係急速轉壞，大陸遊客劇減，蔡英文就搞出「新南向政策」，要吸引東南亞遊客來台，結果大開中門，讓大批東南亞妓女到台灣「揾食」，為萬華區色情事業注入年青「新血」，結果該區成為爆疫中心，出事後東南亞小姐自然不會主動投案，而是全台逃亡。新南向政策可謂「成果豐碩」。
萬華區出事，台灣的抗疫總指揮、衛福部長陳時中發揮他的文化創意，稱萬華區的買春活動為「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成功轉移注意。看著有基隆60多歲男子連續26天每天坐火車去台北萬華區，搞「人與人之間的聯繫」，頓覺台灣人的聯繫確是「挺緊密」的。
陳時中的創意不止於此，他又創出「校正回歸」這個新名詞。初時大家都不太了解「校正回歸」是什麼東東。以為5月22日出現400宗「校正回歸」個案，只是一次過，以為疫情爆發之初，台灣地方政府向上報告疫情的時候，因誤填資料或報告不及時或檢測延誤，漏報了一些個案，於是台灣一次過把漏報的個案重新公佈。
但其後見到台灣連續6日，差不多每天都出現200多宗「校正回歸」個案時，大家終於明白「校正回歸」這個名詞，真正創意不是文學上的，而是統計學上的。當每天都有近半數的個案「漏報」，幾天之後才報出，但又不計入當天的確診數字，就等於經常把每天的確診數字少報一半了。以今天(5月27日)為例，台灣新增401宗本地確診個案，另有266宗「校正回歸」個案，加起來已是667宗了。
台灣的統計創意在於世界各地從沒用過這種方式，去公佈新增確診數字。有些地區界定確診的標準有所改變，會調整確診數字，但都只會是一次性的。至於漏報或遲報的確診個案，全世界都會加到當天的新增確診數字，而不會分拆開來，不計入當天的確診數字。你不能夠不佩服台灣政府的文創思維。
說穿了，這些創意的背後，其實是想掩飾爆發疫情的尷尬。台灣自命為「抗疫優等生」，如今卻變成「抗疫留班生」，成為疫情重災區，而台灣一天的檢測量只有一萬多，以一個2300萬人口的地區而言，少得可憐。相信實際的染病人數比政府所公佈的確診數字多5倍也不止，估計台灣疫情，尚未見頂。
台灣那種「少檢測，少確診」的政治行為，客觀上影響了台灣的抗疫。例如金門縣為了防止新北市和台北市等疫情重災區的帶病毒者進入，定出進入金門的人要有3天內的核酸測試報告，否則就要即場進行檢測。結果該政策被陳時中以違反中央政策為由，完全廢掉。台灣政府任由帶病毒者在島內自由流動，而且不做檢測，就助長了病毒的散播。
台灣的抗疫方式，充滿了政治性，亦體現在疫苗的供應上。台灣的疫苗嚴重不足，當地多個地方政府想從大陸購入疫苗，但台灣政府卻諸多阻撓。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公開表示，大陸願意提供疫苗予台灣。但陳時中的回應是：「他們沒有在打的，我們有點興趣啦！他們在打的，我們不敢用啦！」
表面看，陳時中似乎是不想要國藥、科興和康希諾幾種內地在打的疫苗，只想要復星代理的復必泰疫苗，但當台灣南投縣想輸入復必泰疫苗，陳時中又說，「目前中國大陸還沒有核發復必泰藥證，其中不知道有什麼問題。」陳時中藉口多多，只是不想用大陸提供的疫苗而已。
最好笑的是，美國在台協會負責人儷英傑開召記者會，一方面拿出一個菠蘿出來挺台灣，另一方面被問到美國會否供應台灣疫苗的時候，他就輕微淡寫地說「台灣確診數目較低」，意思是「台灣自己可以搞掂，不用美國提供疫苗。」這個借台灣報細數作為美國不供應苗的藉口，已經夠台灣尷尬了。
台灣以政治態度、而不是以科學態度去抗疫，結局只有一個，就是令到台灣的疫情難以控制，受苦的只是台灣民眾。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