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快到，今年是《港區國安法》後首個六四，令人關心是否有人會出來以身試法。
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因10.1非法集會案判入獄14個月，《明報》在何俊仁收押前訪問了他。何認為，2014年佔中後，中央未有大幅改變對港政策，「那時候，大家和理非，中央未反面的」；至前年的社會運動、區議會選舉變天，「它不忍你了…..小朋友不認識時代局限，其實對共產黨是欲速不達，不可以用暴力，要用和理非……我們不贊成暴力，但後生仔不喜歡我們這樣說，所以到最後我們都要付代價，整體的代價，這就是大時代」。
有意見指支聯會的「5大綱領」中的「結束一黨專政」涉嫌違國安法，何俊仁就話： 「我們如何顛覆國家呢？我們做了那麼久的事，不是用非法手段去顛覆你的制度，我們也沒這能力」。他重申支聯會的「5大綱領」，旨在以憲制方式令中國民主化。
細心分析何俊仁的講法，有3點可以評論： 1. 泛民開始領悟到要和暴力割蓆，雖然太遲，但遲到好過無到。2. 他們將2019年的暴力衝動歸結為「後生仔喜歡」，這樣既無視當日那場運動的外地勢力的角色，也對這班泛民uncle本身的責任輕輕帶過。年青人永遠衝動，但做人uncle 只懂隨波逐流，沒有倒過來拉住衝動的年青人，uncle們也罪責難逃。3. 何俊仁說的仍然是「建設民主中國」那一套。
我遇然和內地朋友在微信上講起這些問題，提到香港泛民還是想「建設民主中國」，有一個內地法律學者的回應比較尖銳，說你們香港人還想建設什麼民主中國，現在已經是民主中國了。我和他的長篇討論，可以總結出3點：
第一，中國知識界曾經很崇拜西方式民主制度，只是「曾經」而已。1988年末，美國總統布殊首次訪華，邀請異見學者方勵之等人和他見面，就是這種思潮的高峰。最後的幻滅，不是源自六四，而是源於1990年鐵幕瓦解後，沒有一個東歐國家能真正發展起來，全盤西化的理念，慢慢在中國幻滅。如今中國已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倒是學習中國模式的越南發展起來，現實證明中國的道路才走得通，才可以令中國富強。
第二，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台灣和香港的民主發展，做足了錯誤示範。台灣自2000年民進黨上台，實現政黨輪替後，過去21年，就在政治爭拗中渡過，民進黨死心不息想搞台獨，她的重政治、輕經濟發展路向，將台灣帶上停滯之路。至於香港，搞民主搞出港獨，上街打內地人。到2019年那場暴力騷亂，更令內地人心中香港講文明、講法治的形象，一夜破滅。台灣的「民主」和香港的「半吊子民主」，在內地完全破產。
第三，中國式民主直接為人民謀幸福。西方式民主注重投票參與，中國式民主講求協商，講求人民的真正利益。例如中國要令最後的貧民消失，官員的確有指標，但不是硬來，而是去不斷遊說，甚至出到安排貧民子女上大學，遊說他們從大山裏搬出來。又例如美國抗疫，政客可以因為選票，而不做強硬社區限聚政策，結果美國至今因新冠死亡61萬人，全球第一，而中國只死4970人。一場疫情，更令中國人對自己的制度，充滿自信。
我和這個內地學者討論後，我覺得香港的六四話題，泛民話要「建設民主中國」，現在已經完全過時。以香港實踐民主搞出亂局的失敗經驗而言，實在沒有什麼資格，教中國搞什麼民主。
再講美國，Ipsos調查顯示，拜登政府的信任度只有51%，而加拿大約克大學民調顯示，中國民眾對政府信任度升至98%，而美國又如何可以硬塞美式民主制度給中國人呢？真是不用理中國人民的意願？
簡單結論，和32年前1989年時比較，真的是此一時，彼一時了。我們又為什麼要那樣「好為人師」呢？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