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在當地時間9月9日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電話通話。拜登在通話時對習主席表示，兩國沒有理由由於競爭而陷入衝突。美方從無意改變一個中國政策。
但差不多在同一時間，美國資深官員正與台灣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和「外交部長」吳釗燮，在距華府約50哩的馬里蘭州首府安納波利斯，舉行特殊管道對話。
英國《金融時報》在當地時間9月10日獨家報導美台會晤的消息，指雙方傾談的重要議題，是美國政府正考慮將台灣在美國的代表機構「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為「台灣代表處」。
這個會晤透露出多種訊息：
1. 這次的特殊管道會議，代表著拜登團隊首次與台灣高層進行面對面會談。今次拜登政府團隊見台灣的「外交部長」，對話層次抬得較高。
2. 更名是極具象徵意義的行動。立陶苑早前做這件事，中國馬上撤回駐立陶苑大使，等如把外交關係變相降級，美國無理由不明白行動的敏感性。
3. 放料時間也有透露著訊息。美國把有意更名的消息由英國媒體放出街，有放氣球看中國反應的味道。而在習拜通話剛結束就放料出街，似乎顯示拜登一方面向習主席表示「無意改變一個中國政策」，另外又玩更名的小動作，向反華的選民交待，是一種「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的低能態度。
中國大陸反應強烈。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昨日(9月13日)指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中方已就媒體報導的有關動向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美方應慎重處理涉台問題，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的和平穩定。
內地《環球時報》更提出中國大陸應進行的具體反制行動。包括：
1. 中國從美召回大使，這很可能是中方外交上的「最低反應」，否則的話中國無以為一個中國原則立威。
2. 嚴厲經濟制裁台灣。如果美台操作改名，已經涉嫌觸碰《反分裂國家法》紅線，屆時大陸應在經濟上嚴厲制裁台灣，直至視情況對台灣實施經濟封鎖。
3. 將台灣空域納入解放軍巡航範圍。在軍事上，大陸戰機在那種情況下應當飛到台灣島上空去了。《環時》預料台灣軍隊不敢阻擋解放軍戰機飛越台灣島，如果台軍膽敢開火，那就讓我們義無反顧地給予「台獨」勢力決定性和毀滅性的打擊。
如果美國真是容許台灣駐美機構改名，而大陸亦進行《環時》所述的反應的話，陸台已在戰爭邊沿了。
拜登為何既要求和習主席通電話，又同時玩台灣更名? 這是高招還是低招呢？
我認為不要高估美國的決策能力，現今的拜登政府，其決策能力和1962年處理古巴導彈危機時甘迺迪政府天差地別。當年是英明決策的經典，如今是笨拙的經典，你看美國在阿富汗撤軍的安排可見一斑。
中國的決策思路明顯，維持國家統一是最核心的利益，你去觸踫台灣問題，中國的立場是鐵板一塊。古惑的特朗普懂得玩一玩走，怕只怕「渴睡喬」玩完不懂得走。
《金融時報》話，如今拜登政府對是否執行更名政策的辯論焦點之一在於，更名是否成為一種成為加劇美中關係緊張，卻使美台關係收效甚微的象徵性行動。
如果這麼簡單的問題美國政府還要辯論，美國政府的判斷力真正低到令人吃驚。
結論是中國大陸的思路清楚可測，美國的思路混亂難測。只要美國夠傻，台海是可以開戰的。
盧永雄
近日有外國記者問我，選舉委員會選舉，多數界別無競爭下自動當選，這還算是民主體制嗎？我的即時反應是美國20年前，在阿富汗植入她所謂的民主體制，結果又如何呢？還有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拉克。
在激情的回答後，我嘗試詳細分析香港面對的問題相關的制度改革。過去香港面對的問題主要有兩大類。
第一是典型的民粹式崩壞。香港的政治反抗運動由2014年的違法佔中示威的1.0版，演化到2019年暴力的反修例運動的2.0版，去到最後想全面推翻政權的3.0版。整個制度陷入崩潰狀態。
香港的狀況和環球顧問公司Willis Towers Watson的政治風險分析部門總監魏爾金（Sam Wilkin）的著作《民粹與政權的覆亡：如何擺脫重蹈覆轍的歷史》當中描述極其近似。美國學者魏爾金在書中敘述民粹主義的興起，如何招來動盪、導致穩定政局崩解。作者用泰國、希臘、美國、伊朗等國家的歷史為例子，分析民粹政治的崛起、造神運動捧紅政治人物、如何動員、議題極化，最後令到國家分裂、制度覆亡。魏爾金認為很多國的現時正在重蹈這種滅國的覆轍。
香港2019年的狀況，恰恰就是如此。
第二是典型的分裂的政治。魏爾金在書中說了一個故事，希拉里在她的自傳中提到，她的丈夫、前美國總統克林頓重新閱讀霍夫（Eric Hoffer）的經典著作《狂熱份子：群眾運動聖經》，並於2016年的總統選舉期間，將這本書分送給她的助選團。
希拉里的用意很明顯，因為這本書宣稱大型群眾運動通常會吸引到那些絕望又憤怒的失敗者。她認為特朗普的支持者，就是這些失敗者。
恐怕香港的反政府運動的表層也有這個現象，但也不能夠解釋到所有問題。因為在瘋狂的背後，民粹領袖所喚起的群眾，都是「受苦群眾的想像」。若香港真的是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貧富懸殊，又有地產霸權，最受苦的是低下階層，但是，結果能夠喚起的，最多的卻是大學生，他們起而參與政治運動，與「個人所苦」沒有任何直接關係（或者暫無關係）。但當他們覺得自己所屬的群體正在受苦，就會挺身而出。受外地勢力影響的民粹領袖便徹底將群眾動員起來，便將香港社會分化成兩半。若任由情況發展下去，崩壞將無可避免。
如果是一個國家，受外地勢力影響，政府垮台將無可避免，幸而香港有強大的祖國作後盾，在中央的幫助下，制訂了《港區國安法》和完善了政制，硬硬將崩壞的走向截停了。當中主要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重建政治秩序。若香港的政治崩壞，除了本地的經濟民生潛藏的問題，也有民粹政治和外地勢力干預的話，阿爺的整頓，先是切斷了外地勢力的干預，之後踢走具顛覆性的民粹政客，最後再去解決內部的政治和經濟問題。
以選委會為例，過去，政府為了要討好選委會內的財團大佬和正在冒升的泛民勢力，政策不斷地向他們傾斜，最後養虎為患。而新的選委會不但將民粹政客剔除，還大幅削減財團能夠直接取得和間接控制的席位，令到制度更均衡，更能代表民意。
第二、彌合分裂。深層矛盾往往涉及金權政治，也像鏡子一樣，反映出不同的政治派別。諷刺的是，像美國這種民主政體，分裂成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大陣營，背後都各有財團勢力。共和黨背後是石油商和軍火商，民主黨背後是華爾街大佬，互相爭奪權力，撕咬對手。
香港完善了政制，建立起來的新體制，硬生生將不平衡的政治勢力擺平，硬生生將動亂的力量排拒。我對外國記者的忠告是，風物長宜放眼量，要看看香港完善政制之後，究竟香港的制度會較穩定和更有效率，還是他們所崇拜的美式制度？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