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政制後首場立法會選舉結束，投票過程順利，首先就沒有2019年11月區議會選舉那種街頭暴力的干擾，其次也沒有過往激進派當道時極度惡意的人身攻擊，終於有一場冷靜而理性的選舉。
以截至晚上9:30的投票率29.3%計，今屆選舉投票率30.2%。我在選前撰文話，本屆選舉的投票率是23%至30%，最終結算略優於預期，相信和官方機構最後催谷動員有關。
上屆2016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率是58.3%，不要忘記那次是2014年佔中後首場重要投票，已開始有反對派和建制派對決的味道，推高了投票率。再往回看，2012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率53.1%，這算是比較正常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今屆投票率和2016年投票率有一定的差距，主要源於激進派被新制度拒諸門外，令激進選民投票的意願下降。
可以有一個猜想，假設建制派和反對派選民是43%對57%之比，再假設建制派選民的投票率是53.1%的話(由於選情沒有2016年激烈，較像2012年)，即今次投票的選民有22.8%支持建制派，9.7%支持反對派。換句話說，當支持反對派的激進選民大減後，還有30%以上投票率，已算不俗。
老實說，香港搞的只是城市級選舉，不是國家級選舉，外國的地方選舉，投票率也只是10多至30%，畢竟城市級選舉不是決定國家前途攸關的大事，只是決定城市的政策和管理，政治化程度較低，關注度自然亦較低。
美國市長選舉投票率。
以美國市長選舉為例，由最低的德州沃斯堡市只有6%投票率，較出名的內華達州拉斯維加市亦只有9%，到最高的佛羅里達州布雷登頓市有47%，美國市長選舉只有10多至20%投票率所在多有，也不見得選出來的市長沒有代表性。況且市長已有一定權力，不是如市議員只有監察功能，也只有這種投票率。所以若非十分政治化，一個城市級選舉的投票率只有30多%並不出奇，倒反是香港過去越來越政治化，所以投票率不斷上升而已。
若然必定要二選一，一種情況是投票率較高但選舉激動而且政治化，另一種情況是投票率較低而選舉理性並且非政治化，我會選擇後者，認為這樣比較貼近民主制度的設計原意。
星期日是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其實有一百個理由不去投票，包括很累，包括投票無用，包括不認識候選人，包括…不想去投票的人總會想出一個理由，正如不載口罩或者不接種疫苗那樣。
這是完善政制後首場立法會選舉，由於制度設計阻止了激進派入場，大批激進派支持者不會去投票，但溫和派也會認為已成功趕走激進派不用投票了，所以估計投票率會明顯下降。按現有民調推測，投票率介乎23%至30%是合理賽果。
我給大家一個去投票的理由---「我投票故我在」。
法國哲學家笛卡兒的哲學命題是「我思故我在」，我借用一下，說「我投票故我在」。在一個以民主神話建構包裝的現代代議政制故事裡，你不去投票，你的意見就不被代表，你就不存在了。
民主制度源於古希臘。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講過，好人不想去參與統治，因為好人不肯為統治而公開要錢，怕落得受人僱傭的名聲。他也不肯私下從公款裡揩油，怕落得盜賊的名聲。他們既無野心，也就不要求榮譽......但帶來的懲罰中最可怕的部份在於，拒絕參與統治的人，會被更糟糕的人統治。
你不去投票去選出你相信是有誠意有能力的人，其他人會去選他喜歡的人，你就可能如柏拉圖所言：「被更糟糕的人統治」 。
回歸24年香港的政治災難，都是用上民主之名。
大約2009年，在首次反高鐵撥款之時，網上已有很多反撥款的激進言論，有朋友問，這些激進聲音將反高鐵扯上「抗暴」，人數似乎很少，但聲浪很大，他們有代表性嗎？
我當時說，現在他們人數還比較少，但可以越做越大，你不去反對他，他就代表了你。面對激進聲浪，有人不敢出聲，有人跟風仿效，對政治認識得越少的人，越容易去跟，認為這樣做很有型有款，最後激進思潮就成為了主流，激進派就變成議會的主導力量，連傳統泛民都「無碇企」。12年前說的話，最後不幸言中。
理想很難驅使我們行動，恐懼可以。10多年前開始，激進派散發阿爺是暴政的恐懼，吹噓香港人要搞獨立來抵抗。2年前還有政府高官和我爭議香港究竟有無港獨思潮時，大學裡已鬧得不可開交，激進學生自命本土，連校內的泛民支持者也要排斥，說他們是「大中華膠」。高官頭腦中的世界，和政治現實完全脫節。對方散發對阿爺恐懼的策略十分成功，毒化了一代青年人的思想。
如今我也想散發一下恐懼。你不去投票，你仍然是被代表，柏拉圖所說的「被糟糕的人統治」，仍然是政治現實。
這樣多人參選，總會良莠不齊。投機份子很懂得包裝，會化裝成愛國者、建制派、民主派，去投不同選民之所好。權力慾低的好人，很易被權力慾高的壞人取代，無論那個陣營，都有這種情況。若然選出一班投機的壞人出來參政議政，香港政治會變得多好，也可想而知。
選舉政治的邏輯是選民用理性思維，選出最好的人出來當代議士，你不去投票，你就不存在，其他聲大的人，就把你取代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