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警員，一個特首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李家超以1416票成為第六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人選，可喜、可賀！相信中央很快作出實質性任命，開啟香港的新篇章。

選舉現場直播截圖。圖源：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

在疫情下暢順完成這場選舉，李家超高票當選實屬不易，不少選委放下內地的工作，從四面八方專程回港投票盡選委之責，也是對新一任特首的支持和肯定，李家超是不二之選。

此時，李家超正處於高光時刻。

新華社記者 呂小煒 攝

從一個警員在一個小警隊出發，兢兢業業走過四十多年的公職生涯，一步步登頂成為萬人矚目的特首，這過程的艱辛和奮鬥，是一個勵志的香港故事。

李先生成為香港第一責任人，在“登頂”後絕不是風光無限，相反是處處荊棘，香港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將如海嘯般席捲而來，是否“好漢”還看他日。

最近有不少機構和媒體做民調，瞭解市民最關心、最期望下屆政府的施政重點，我歸納一下集中有四方面：

一是房屋土地問題。

這個問題從特區政府成立之時，已經放在行政長官的案枱上，歷任特首都承諾任內地要作出改善。

不幸的是，政府的決心和政策長期受利益集團的圍堵和綁架，反對派不顧市民的呼聲，也配合利益集團處處設障，使房屋問題持續惡化，樓價年年攀歷史新高，導致民怨爆發演變為街頭運動，這是深刻的教訓。

中央不得已出手完善選舉制度，改變了立法會的成分構成，實現由“愛國者”為主體，為政府的施政掃除了形形式式的障礙。

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解決土地房屋問題的長、中、短期方案，已經放在新特首面前，不需要花時間再搞什麼大辯論、大調研，一旦上任後即可擼起袖子幹起來。

市民關心的是，特首能否有決心改革陳規舊習，實現他提出讓市民提前上樓的承諾，始終如一地貫徹“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

二是經濟發展問題。

香港經歷了三年疫情打擊，經濟增長遲緩，不少行業倒閉，基本處於吃老本的狀態，金山銀山也有用完的時候。

李家超在政綱中提出鞏固金融中心，發展創科帶動經濟轉型，推動文化創意多元化，最重要一點是將北部都會區，作為來屆政府的發展引擎。

客觀而言，政綱中對經濟發展的思路和政策著墨不多，甚至較為空洞和粗線條，或許這正是他從員警向特首轉型需要跨越的懸崖差距。

儘管如此，大家對他施政理念“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普遍是認同的，點出了香港不進則退，自我削弱優勢的要害。

多年來香港人靠抓住機遇，拼搏打造了一個自由、多元、法治、連接國際市場的小型經濟體，為內地改革開放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作出貢獻。這其中最重要的經驗，是香港背靠祖國，緊貼內地所需，不斷調整經濟結構。

當下，香港重新起步，最重要的引擎已經轉移到大灣區，尤其是連接深圳的北部地區，如能借助各界有能之士的智慧，共同規劃，共謀對策，或許這五年香港會有一個新的飛躍。

不可忽視，受國際不同政治集團的爭鬥，地緣政治特別是中美博弈，直接或間接影響香港與國際經濟接軌的優勢，甚至會成為發展的壓力。

作為特首，要有國際視野作出前瞻性預判，提前謀劃趨利避害的預案，使香港這條小船可以平穩前進。

三是醫療貧乏問題。

疫情肆虐三年，特別是第五波的Omicron暴露了香港醫療不堪一擊，導致119萬餘人感染（政府數據），死亡9131例，付出很慘重的代價。

改革醫療體制，擴充醫療體系，已經到了急不容緩的地步，但這是後話。

當下比較著急的是防疫，在病毒不會短時間內消失，新的有效藥物還未出現，疫情隨時會捲土重來，新一屆政府不能再犯“動態清零”或“病毒共存”之間左搖右擺的錯誤，貽誤抗疫的最佳時機。

醫療是一個專業，直接關係到市民的生老病死，也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之一，希望特首在重組新班子時，有眼光、有胸襟選出勇於擔當的專業人士加盟管治團隊，唯有用改革的思維和辦法，才能解決困難重重的醫療問題。

四是教育育才問題。

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不能不提及最近中文大學校董會再續聘段崇智為校長一事。

他的政治取態、對學生價值觀，在2019年已有充分的表露，在此不贅。

為了適應香港回歸了的教育現實和需求，在此建議，重新審議中大段校長的續約問題，以端正辦校的方向。

作為政府，掌握厐大財政資源和人力資源，首先要帶頭作出改變。

• 特首是各大學的校監，有權委任大學董事會主席，並通過校董會物色校長；
• 特首負責委任教統會成員，並通過該機構調撥資源給大學營運；
• 特首以校監身份出席各大學學生畢業禮，對大學的教育有很大的引導權和發言權。

這些權力必須用好、用得其所，校監才不會虛有其名。

教育是培育人才的集中地。

日前中央特別要求，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要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努力打造成創新人才示範區，形成戰略支點和雁陣格局。

還要求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造就規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隊伍，培養大批卓越工程師。

這是中央賦予香港一項歷史性的任務，也是我們能否保持金融、創科領先地位的關鍵。

未來五年，是撥亂反正、重整旗鼓的五年，新特首要交出市民滿意的成績，除了大力推行改革外，還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高尚情懷，香港才會再次輝煌。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最近看了一本書《強權與鐵腕---普京傳》，該書作者是英國記者安格斯.羅克斯伯勒，他曾以記者身份派駐俄羅斯，又曾擔任普京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的公關顧問，因而得以近距離地關注並報導蘇聯解體、俄羅斯在冷戰結束後近二十多年的演變，用西方人的眼光來審視普京從“向西”轉變“向東”的心路歷程。

因此，引述他講的故事，相對有一定的真實性。

 

為什麼要先講這本書呢？因為該書講述了俄烏之間關係轉壞的原因。

書中寫道：在普京的眼裏，烏克蘭人口接近20%是俄羅斯人，可以毫不誇大地說，烏克蘭的每兩個家庭中，就有一個與俄羅斯有親戚或個人關係，烏克蘭始終是“大家庭”（前蘇聯）的重要成員。

但在2004年烏克蘭民主派領袖尤先科發動了橙色革命，以“民主”方式推翻了親俄羅斯的政權。

尤先科當選總統後，還是選擇先拜訪普京，隨後到美國拜訪時任總統布希。

兩國總統都關心同一問題，烏克蘭是保留在過去的“大家庭”裏，還是要走一個獨立、民主、自由的國家？

這是最具戰略意義的問題。

但實際情況是，俄羅斯人和美國人都低估了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烏克蘭在前蘇聯解體後，它作為一個單獨的實體已經走過了13個年頭，烏克蘭語言的使用範圍遠比前蘇聯時期廣泛，講俄語的人和講烏克蘭語的人之間有了語言隔閡，一種新的認同感正在與日俱增。

有人懷念舊時光（“大家庭”更安全、衝突少、幾乎沒有族裔爭端），有人希望向前走（開放、民主、自由）。

普京說的家庭關係的確存在，但隨著語言、文化“向西轉”的改變，烏克蘭不再是當年“大家庭”內的那個烏克蘭了。

書中還有一筆深刻的描述。

2004年格魯吉亞同樣發生了顏色革命，親西方薩卡什維利當選總統，特別邀請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將軍出席就職典禮。

鮑威爾觀看著閱兵式發出感概：
我坐在那裏，觀看格魯吉亞士兵從我面前走過，一個方隊完全是蘇軍風格，另一方隊完全是美國風格。我感覺有意思極了。我自言自語道：時代真的變了！

可見，俄烏戰爭的爆發不是偶然，有北約東擴引發的因素，更有語言文化分裂的因素，而後一個因素讓轉變來得更深刻。

烏克蘭從語言分離到政治分離，這個現實版對我們是一個警示。

香港2014年發生“佔中”以後，有不少本土激進分子就是搞語言分裂，針對講普通話的人，不是罵之就是追打之，欲將“普通話”從香港驅逐出境，這與實質分離已經沒有區別了。

在此，我提議特首候選人李家超先生，在未來管治中要重視對中華語言文化的教育和推廣，這是香港人心回歸的基礎性建設，也是彌補過往重經濟、輕文化，讓香港失去一代年青人的過錯。

首先，要儘快加強和推廣中文正規語言教育的普及率。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特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語言等方面。同時，也授權特區政府自行制定文化、體育等方面的政策。

可見，中央早已預見了香港回歸是政治上的重大轉折，在制訂基本法時，既賦予特區政府有高度自主權，有自行制定政策的空間；同時也提示特區政府要因應這一變化，不能僵化地維持現狀不變。

要有“發展和改進”的思維，加強普通話的學習和訓練，包括從儀式做起，升國旗、唱國歌、操中步等，這是“時代變了”的標誌。

其次，對“西九”文化區要重新定位。

“西九”，是特區政府耗資巨大、歷時近二十年地標性文化區，理應建設成集休閒旅遊、公眾娛樂、文化展示於大全，但其最大功能應該是中華文化教育、展示和交流的地方。

耗資近50億元的M+博物館去年11月正式開幕，希克展廳的藏品包括內地藝術家作品《新北京》、異見藝術家艾未未兩套作品《洗白》及《長安街》等，引起社會很大爭議。

而香港“故宮”故名思義是展示北京故宮的精品館，但還沒開館，管理層表明“西九”不是北京“故宮”分院，會同時舉辦外國宮庭展品，諸如等等。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從來不排斥外來文化，但強化自身的中華文化內涵，更為重要。

“西九”展出中華文化精品，不但可以提升港人的國家觀念，影響市民特別是青少年的文化認同感，是一件功在當下，利在長遠的事。

況且，外國人到香港旅遊，他們要看、要購買的，首選也會是中華文化的作品，如果千里迢迢來香港參觀，滿眼都是西來展品，他們大可到義大利、西班牙或法國等地，其展品更豐富、更有共鳴感。

因此，“西九”選擇什麼展品，不但關係到文化區的運營，更涉及到文化區的定位。

此外，香港仍以外國人或是追崇“洋文化”的代理人，把持著香港大小文化場景的管理權和選擇權，他們對中華文化一竅不通，長期下去讓港人談中華文化自信，如同癡人囈語，應該儘早作出人事調整。

俄烏兩國的爭鬥，企圖以戰爭解決一時的問題，但語言文化早已改變了兩國的政治關係，這種演變更深刻和更長久。

同樣，中華五千年的文明歷史，也始終把語言文化看作是穩固執政的重要手段，也是頂起中華民族精神永恆之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