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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港澳視角,解讀南沙粵港合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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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港澳視角,解讀南沙粵港合作(二)

2022年11月11日 14:27 最後更新:14:40

作者:方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黃曉琳,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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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模式新探索—「諮委會」

一、 聚焦「共贏」的目標理念。

粵港之間的合作關係,已由改革開放之初廣東接受香港經貿輻射,變爲粵港在不同產業上各有優勢、分工互補、協同發展,將整體綜合優勢,提升為國家的優勢。

「諮委會」在成立之初,就非常明確透過這個平台開展的粵港合作,應是「+」的思維,即創造增量,而非「-」轉移存量。

對於廣東方面,這意味著新格局之下的粵港合作,是要從過往「招商引資」,轉變為「招制度/規則/標準」,學習香港的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

對於香港方面,則要從過往「拓展市場和空間」或「轉移/淘汰厭惡型設施」,轉變為將香港的優勢,結合廣東的條件,共同變為國家的優勢。

這目標理念是貫穿「諮委會」工作的始終,在圍繞各個專項工作組,共同形成符合粵港實際情況、有較強操作性的建議時,始終摒棄零和博弈思維,以「培育新優勢、發展新作用、實現新發展、作出新貢獻」為標準。

下文會透過幾個合作實踐案例,闡述如何充分利用「諮委會」的有利條件,達致共贏。

二、從事務性、禮節性的往來,逐漸深入到充分溝通。

粵港澳合作由來已久,在中央-地方領導小組模式下,已透過政府層面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定期互碰。

香港特區政府在廣東設置了辦事處(駐粵辦),法定機構(貿發局、生產力促進局等)也先後進駐。

但港方常駐內地代表仍屬少數,且由於代表機構服務範圍過於廣泛,以駐粵辦為例,涵蓋五個省區(廣東、福建、廣西、海南及雲南)的聯繫和溝通。

廣東省除廣深兩地,其餘各個地級市及轄下的區,較少機會與香港政府部門人士、具公信力的機構代表恆常溝通。

兩地溝通依賴民間人士的自發性往來,較為鬆散,容易陷入項目導向、機構導向、企業導向。

隨著粵港合作的深入推進,兩地迫切需要經常性、更直接的交流機制。

「諮委會」機制的突破性和創新性也正在於此。

溝通廣度層面,需要從傳統的經貿合作,拓展到涵括經濟、社會、民生等综合性、全方位的合作。

基於此,「諮委會」下設土地規劃、政策研究與推動、金融合作、青年創業就業、商貿合作、專業服務、資訊科技和資訊聯通、科技創新、宣傳與媒體傳播、教育、文化旅遊等專項工作組。

以小切口著手,在合作中學習,在合作中完善,透過新規則新機制,來解決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的順暢問題。

考慮到面向香港的不同社群,「諮委會」既涵蓋了80年代初就投身到廣東改革開放的資深一代,也有多名35歲以下的年青一代。

溝通深度層面,需要從事務性、禮節性的往來,逐漸深入到建立在信任基礎之上,彼此充分的溝通,將需求、想法、顧慮都講出來,繼而開展大膽的創新和不斷的探索。

「諮委會」成立一週年以來,正值全球疫情最艱難時刻,各專家顧問,數十次往返兩地召開大會。

餘下時候,兩地的工作專項組以高密度的線上溝通,將大會決議事項,不斷推進落實。

諮委會不僅為廣州、為南沙提供諮詢服務,同時也把廣東、廣州、南沙最新的發展和政策回饋給香港,起到雙向溝通的作用。

三、適應港情,充分發揮民間和社會的力量。

香港過往長期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模式,在這之間,香港其實還有一個相當活躍的「大社會」。

香港的民間社會富有活力,一些歷史悠久的組織隨著社會變遷而不斷轉型,由最基本的代表所在界別向香港政府爭取權益,到專業資質的核批權,與政府一起,攜手解決各項經濟民生問題。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慶祝大會講話中,提到「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充份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

粵港合作和大灣區建設,也應如此。

過往一段很長的時間,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仍是以政府推動為主,民間力量還未被充分激發和調動起來。

政府做好頂層設計很重要,但業界瞭解市場需求,是推動合作的主體力量。

「諮委會」的G-B機制,正是基於此考慮而設計,搭建了覆蓋政府、社會、業界層面的架構和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B並非直接對企業,而是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商會、專業團體、研究機構、社會服務機構,包括香港五大商會和包攬10個專業團體的專業聯盟。

既能發揮業界的敏銳度和積極性,透過行業調研,及時向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反映問題;又避免了單一企業純盈利的局限性,顧及了粵港兩地社會的整體利益。

透過香港團體的群聚效應,可促進大範圍、多功能、恒常務實的粵港之間的調查研究、雙向解說、交流合作。

 

四、人心相通是粵港合作的關鍵。

「諮委會」在過去一年的工作中,見證了「上下同欲者勝」

香港和廣東、廣州、南沙的領導層敢於決策、敢於拍板,工作層面的同事將工作不斷細化、落實執行。

與此同時,「前線+後方」的作用同樣明顯。

 港方同事於2021年派駐到廣州南沙,進駐到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服務中心,在第一線擔當「開荒牛」工作,與在香港大後方的同事緊密配合,共同協作,增加粵港兩地彼此互信、做好實事求是的說明和解釋、整合更多資源促進兩地合作。

2022年7月,廣州南沙學習借鑒上述模式,在香港設立服務中心,並派工作人員到香港,高效開展服務對接等工作。

引進來、走出去的雙向渠道,将聯動香港各界發揮好橋梁紐帶作用,高效務實解決粵港兩地合作訴求,将粵港合作的有關工作落實落細。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方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黃曉琳,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前言

隨著大灣區發展進入提質提效的階段,合作亦到深水區,規則機制不銜接的問題愈加凸顯,處理起來複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都很大。

粵港雙方需要從事務性、禮節性的往來,深入到建立在信任基礎之上,將需求、想法、顧慮都充分交流,繼而開展大膽創新和不斷探索。

以「解決問題的心態」來處理眼前的問題,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探索出兩地認可、有效合作的辦法。

這就是「廣州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模式之下,推進粵港合作所做的探索。

合作歷史回顧

南沙作為粵港合作的前哨,與其地理位置有莫大關係。

南沙位於廣州市南端,地理上接近大灣區的中心點;加上毗鄰中山、東莞,與深圳、香港亦隔獅子洋相望。

對香港人而言,南沙這名字亦不陌生,皆因早於上世紀80年代,香港實業家霍英東先生將南沙作爲實業報國的試驗場,對早期開發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使南沙成為聯繫粵港經濟的紐帶,令香港與南沙結下不解之緣。

2012年9月,國務院批復《廣州南沙新區發展規劃》,首次從國家層面確立了南沙「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的發展定位,明確了南沙作爲國家戰略平台,去發揮服務港澳、引領華南地區進一步開放的角色。

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對南沙的新動向高度重視,提出香港和廣東關係密切、優勢互補,擴大和深化粵港合作,對兩地的長遠發展有策略性意義。

隨即於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提出成立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諮詢委員會,多次組織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到南沙參觀考察,並請委員會就加強香港和内地未來發展的關係、機遇和合作模式,向特區政府提供建議。

委員會於2015年遞交報告《推動香港與南沙、前海和橫琴合作的建議》。

新格局下的合作新發展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肯定了港澳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並對港澳社會提出「四個更加積極主動」的希望:

助力國家全面開放、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參與國家治理實踐、

促進國際人文交流。

在一國兩制事業進入新歷史時期,這番講話為港澳和内地合作發展,描繪出新藍圖。頂層設計密集推出。

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公佈。

2021年3月,《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2021年9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相繼公佈。

2022年6月,適逢香港回歸25週年前夕,《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公佈。

對比前海和橫琴,《南沙方案》的內容可說更豐富和具體,尤其在對港澳規則銜接、便利港澳居民部分着墨甚多,反映中央對南沙在大灣區中的角色寄予厚望,期望可聯合港澳走出去,助力大灣區面向世界。

大灣區發展進入提質提效的新格局。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港澳如何攜手廣東合作呢?無論採用哪一種合作模式,都是新探索、新實踐。

橫琴建立政府對政府的「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體制」。

前海早在建立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時,就設立前海合作區法定機構,擴區之後,又開始研究港澳和外籍人士參與前海區域治理的途徑。

就在《南沙方案》的醞釀期,由港方發起的廣州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下稱諮委會)和服務中心,分別於2021年4月和10月正式啟用。

這種合作機制和對接平臺,設立的初心和實踐全過程,正是以「四個更加積極主動」為指引,以摸著石頭過河的做法,探索出兩地認可、有效合作的辦法。

「諮委會」的突破性和創新性,在於建立G-B機制(內地政府-香港社會力量)。這與目前普遍存在的粵港、粵澳政府之間的專責小組或工作團隊有所不同。

「諮委會」相對開放,吸納了香港特區政府離任官員、學者、智庫人士和業界人士。

旗下的14個專項工作組,重點研究和解決粵港特定領域規則機制深度對接的政策措施,轉化為公共政策和政策實踐。

章程列明,諮委會擔負「思想庫」、「參謀部」和「超級聯繫人」的重任,全力推進高水平的粵港合作。

透過諮委會,粵港深度合作園得以汲取香港的成功經驗,調動香港的社會力量及在港的國際資源和關係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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