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開始起飛，城市天際線日新月異。那是發展與匱乏並存、機會與艱困交織的年代，也正是這樣的土壤，滋養出質樸而堅韌的互助精神——不計得失，不論回報，成了許多人在暗淡歲月裡互相攙扶前行的微光。
在散文集《我愛秋風勁》中，〈一家人〉這篇文章記錄的正是這樣一段溫暖的記憶。時值散文集出版50周年， 《巴士的報》邀請了作者石中英（本名楊向杰）親述往事，憶述當年他以老師的身份，幫助一群住在天台木屋的孩子，並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了何謂「家人」、何謂「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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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集《我愛秋風勁》作者石中英（左）、《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右）。巴士的報記者攝
灣仔駱克道沿途的天台木屋。石中英供圖
成為老師的石中英。石中英供圖
山頂木屋。石中英供圖
石中英認為，家的定義，從來不止於血緣。巴士的報記者攝
盧永雄感慨，那個年代或許貧困，但人與人之間的互助精神，卻比今天純粹而強韌。巴士的報記者攝
散文集《我愛秋風勁》作者石中英（左）、《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右）。巴士的報記者攝
繁華背後的貧窮印記
天台木屋是建於舊樓天台的僭建居所，多以木板、鐵皮搭建。在五六十年代住房緊張時期，這些簡陋的「瓦遮頭」便是無數低收入家庭唯一的棲身之處。《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直言：「如果現在你三十歲以下，可能不止未見過，連聽也未聽過有天台木屋這件事。」
灣仔駱克道沿途的天台木屋。石中英供圖
石中英對這種環境再熟悉不過。他描述，那時的灣仔警署旁有三層高舊樓，經濟稍好的住樓內，更窮的就在天台上搭鐵皮木屋。「所謂木屋，屋頂是鐵皮，下雨時滴滴答答，到處漏水。」所謂的「浴缸」，其實只是屋外簷下放個膠盆，讓孩子沖涼。
盧永雄亦曾去過天台木屋，在旁感嘆道，「那時候哪有浴缸，都是找個盆解決。」木屋逢雨必漏，沒有水電，廁所是痰罐，晚上要靠「倒夜香」處理穢物。不過就如他所言，「這才是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真實面貌」，而那一代的香港人，正是這樣從貧困中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家道中落成木屋少年
石中英年少時，也曾居住在類似艱苦的生活環境之中。十三、四歲時，他因家庭變故，曾在大坑木屋區住了兩年。每晚要到公共水喉打水，一次更在昏暗街燈下遇蛇驚逃，「當時還納悶，為甚麼街口有兩盞『燈泡』盯著我？」細看才知是蛇眼反光。由於居住條件惡劣，夜裡需點火水燈照明，煮食也得靠火水爐。
正是這段艱苦歲月，讓他在成為老師後，對住在灣仔高士打道天台木屋的一戶孩子格外牽掛。那家父母早逝，姐姐和哥哥都需要外出打工維生，剩下兩個年幼的弟妹仍在讀書——其中排行第三的妹妹，正是他的學生。得知學生家境後，他毫不猶豫說：「我去看看。」
成為老師的石中英。石中英供圖
與非親非故吃年夜飯
當盧永雄提及石中英在農曆年三十選擇陪伴那戶木屋家庭共度除夕時，石中英笑著回憶，這個決定曾讓他母親十分不悅。「那時候我母親獨居，本盼著我回家吃團圓飯……」然而，在這個理應與至親團聚的夜晚，他選擇走向灣仔那個漏雨的鐵皮木屋，陪四個非親非故的孩子圍著小火爐，分食一頓簡樸卻溫暖的年夜飯。
山頂木屋。石中英供圖
重提往事，他語氣中未見半分後悔，反而帶著一如既往的堅定，「她（三妹）更需要我們關心，她無父無母。」這份看似「反常」的選擇，正源於他對儒家經典《孟子·梁惠王》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踐行——家的定義，從來不止於血緣。
石中英認為，家的定義，從來不止於血緣。巴士的報記者攝
對得起自己
後來，那家的三妹考上高中，卻因付不起教會學校的學費，準備輟學。石中英當時月薪七百多元，在七十年代初已是不錯的收入。他對女孩說：「不要停學，我幫你交（學費）。」事實上，他不只幫助這一家，當時同時資助五個清貧學生，每月拿出一半薪水——約三百五十元，供他們一直讀到中學畢業。
「我覺得很對得起自己。」他回憶時語氣平靜，卻透著一份篤定。盧永雄聽後，不禁嘆道：「你很厲害。」正如盧永雄所言，在那個許多人自身難保的年代，石中英選擇把收入分給毫無血緣的孩子，「是很值得自豪的事」。
互助精神的傳承
盧永雄感慨，那個年代或許貧困，但人與人之間的互助精神，卻比今天純粹而強韌。「現在社會富裕了，關係反而冷漠。」而石中英後來在汶川地震後捐資重建北川中學、設立獎學金，也正是這份精神的延續。
盧永雄感慨，那個年代或許貧困，但人與人之間的互助精神，卻比今天純粹而強韌。巴士的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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