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習生鋪鈔票炫富後直接辭職 被嘲有錢不賺為「笨」 石中英：寧教窮生也不沽售教育

香港，向來以效率與效益為先，「搵錢至上」彷彿是許多人不言而喻的生活邏輯。然而，在散文集《我愛秋風勁》的短篇〈笨〉中，作者石中英卻寫下一個「反常」的選擇——七十年代初，有富商以每小時三十元的高價聘他補習，他竟轉身拒絕。

適逢《我愛秋風勁》出版50週年，《巴士的報》邀請作者石中英親述往事時，他坦言自己 「偏愛這樣的『笨』」——寧可將時間留給付不起學費的貧苦學生，也不願把教育當作商品，「沽售」予富家子弟。

散文集《我愛秋風勁》作者石中英（左）、《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右）。巴士的報記者攝

補習中途鋪開美鈔

被問及當年情況時，石中英回憶道，那時他日校夜校皆教，因教學成績突出，尤其在數學科上小有名氣，常有人介紹學生請他補習。有一次，一名居住在何文田高尚住宅區的生意人，將兒子託付給他，「孩子當時約十至十一歲，正讀小五升小六。」

《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巴士的報記者攝

然而，孩子的無心向學令石中英深感無力。有次補習，孩子突然說：「阿Sir，你不用幫我補了，因為我老爸明年就送我去美國留學。」說完，竟當著他的面，將一張張百元、二十元美鈔鋪滿床鋪，得意地說：「阿Sir，我給你看我們家多富有。」盧永雄聽到都不禁嘩然：「這都是甚麼人啊！」

孩子的無心向學令石中英深感無力。巴士的報記者攝

教學不應只是價高者得

這一幕深深刺痛了石中英，他想起許多貧苦學生連買一本練習簿也艱難，而眼前這孩子卻以炫耀家財為樂。他自問，教育的意義究竟何在？儘管孔子提倡「有教無類」，他卻更傾向「普羅教育」——將心力投向基層，即使不收分文，也願教導那些真正渴望知識卻缺乏資源的孩子。而這一小孩，「不是他杯茶。」

這是一個誇獎，就是笨

在那個普通工人月薪僅數百元的年代，三十元一小時，相當於許多人數日的工資。這筆錢，他並非不需要；這份工作，也非他不勝任。最終他向家長辭去這份工作，更坦然說道：「我教不了你兒子。」

離開時，他不僅被那位富商斥為「笨」，就連事隔多年與盧永雄對談時，也仍自嘲「笨」。不過，他反而笑言：「這是一個誇獎，我就是笨。」但對他而言，這種「笨」並非愚昧，而是一種清醒的選擇——選擇將有限的時間與心力，留給那些真正需要教育卻缺乏資源的學生。

拒絕富豪學院

幾十年後，石中英轉戰商界，曾任華南旅行社董事及香港買辦。當盧永雄追問「還有沒有做過其他『笨事』？」時，他坦言，曾有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商業合作找上門。

當時日本松下研究院計劃在華設立分院，希望聯同他及內地培訓巨頭新東方的創辦人，三方合作創辦一所專為富豪家族下一代打造的傳承學院。對方極力遊說：「這是難得機會，可賺大錢，中國許多第一代企業家正急需家族接班規劃。」

散文集《我愛秋風勁》作者石中英（左）、《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右）。巴士的報記者攝

石中英坦言最初確實心動，但深思之際，他不禁想起自己半世紀前寫下的〈笨〉，「寫文章表達理念容易，但幾十年後，當真正面對巨大利益時，是否還能堅持初衷？」最終，他選擇拒絕這場可能帶來巨額財富的合作，甚至沒有出席那場重要的會議。

不為賺取分文才是該做的事

「一樣的信念，不一樣的人間」，正如石中英在《我愛秋風勁》重印時所言。他選擇將這份信念，投向更需要的地方——四川北川那些在地震中失去家園、親人的學生。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黎克特8.0級大地震，造成近7萬人死亡，逾37萬人受傷。其中，北川中學災情慘重，兩千多名師生中，有超過一千人在倒塌的校舍中遇難。因此，校長懇求他帶學生來香港看海、開拓眼界。他全力出資促成此事，「不為賺取分文，我深信這才是人生真正該做的事。」

每年北川學子訪港團，都會到北川基金創辦人金文泰校友石中英家中作客。石中英供相

石中英在長虹培訓中心北川中學安置點協助救災，並雄臨時課堂講話。石中英供相

盧永雄：這不是「笨」，是播種未來

對於石中英的選擇，盧永雄有深切體會。他曾參與北川學生來港交流活動，見證那些來自偏遠山區、少數民族的孩子，人生第一次看見大海、體驗國際都市。「你在汶川地震後捐款助學校重建，長期支援他們與香港學校結盟，更提供獎學金幫助清寒學子升學。」他認為，這非但不是「笨」，反而是在為國家播種未來，給予弱勢孩子真正改變命運的契機。「他們來到香港，打開了眼界，對人生有了全新的體會。」

而能夠幫助他人、照亮另一個生命的道路，又何嘗不是人生最豐厚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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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開始起飛，城市天際線日新月異。那是發展與匱乏並存、機會與艱困交織的年代，也正是這樣的土壤，滋養出質樸而堅韌的互助精神——不計得失，不論回報，成了許多人在暗淡歲月裡互相攙扶前行的微光。

在散文集《我愛秋風勁》中，〈一家人〉這篇文章記錄的正是這樣一段溫暖的記憶。時值散文集出版50周年， 《巴士的報》邀請了作者石中英（本名楊向杰）親述往事，憶述當年他以老師的身份，幫助一群住在天台木屋的孩子，並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了何謂「家人」、何謂「回家」。

散文集《我愛秋風勁》作者石中英（左）、《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右）。巴士的報記者攝

繁華背後的貧窮印記​

天台木屋是建於舊樓天台的僭建居所，多以木板、鐵皮搭建。在五六十年代住房緊張時期，這些簡陋的「瓦遮頭」便是無數低收入家庭唯一的棲身之處。《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直言：「如果現在你三十歲以下，可能不止未見過，連聽也未聽過有天台木屋這件事。」

灣仔駱克道沿途的天台木屋。石中英供圖

石中英對這種環境再熟悉不過。他描述，那時的灣仔警署旁有三層高舊樓，經濟稍好的住樓內，更窮的就在天台上搭鐵皮木屋。「所謂木屋，屋頂是鐵皮，下雨時滴滴答答，到處漏水。」所謂的「浴缸」，其實只是屋外簷下放個膠盆，讓孩子沖涼。

盧永雄亦曾去過天台木屋，在旁感嘆道，「那時候哪有浴缸，都是找個盆解決。」木屋逢雨必漏，沒有水電，廁所是痰罐，晚上要靠「倒夜香」處理穢物。不過就如他所言，「這才是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真實面貌」，而那一代的香港人，正是這樣從貧困中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家道中落成木屋少年

石中英年少時，也曾居住在類似艱苦的生活環境之中。十三、四歲時，他因家庭變故，曾在大坑木屋區住了兩年。每晚要到公共水喉打水，一次更在昏暗街燈下遇蛇驚逃，「當時還納悶，為甚麼街口有兩盞『燈泡』盯著我？」細看才知是蛇眼反光。由於居住條件惡劣，夜裡需點火水燈照明，煮食也得靠火水爐。

正是這段艱苦歲月，讓他在成為老師後，對住在灣仔高士打道天台木屋的一戶孩子格外牽掛。那家父母早逝，姐姐和哥哥都需要外出打工維生，剩下兩個年幼的弟妹仍在讀書——其中排行第三的妹妹，正是他的學生。得知學生家境後，他毫不猶豫說：「我去看看。」

成為老師的石中英。石中英供圖

與非親非故吃年夜飯

當盧永雄提及石中英在農曆年三十選擇陪伴那戶木屋家庭共度除夕時，石中英笑著回憶，這個決定曾讓他母親十分不悅。「那時候我母親獨居，本盼著我回家吃團圓飯……」然而，在這個理應與至親團聚的夜晚，他選擇走向灣仔那個漏雨的鐵皮木屋，陪四個非親非故的孩子圍著小火爐，分食一頓簡樸卻溫暖的年夜飯。

山頂木屋。石中英供圖

重提往事，他語氣中未見半分後悔，反而帶著一如既往的堅定，「她（三妹）更需要我們關心，她無父無母。」這份看似「反常」的選擇，正源於他對儒家經典《孟子·梁惠王》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踐行——家的定義，從來不止於血緣。

石中英認為，家的定義，從來不止於血緣。巴士的報記者攝

對得起自己

後來，那家的三妹考上高中，卻因付不起教會學校的學費，準備輟學。石中英當時月薪七百多元，在七十年代初已是不錯的收入。他對女孩說：「不要停學，我幫你交（學費）。」事實上，他不只幫助這一家，當時同時資助五個清貧學生，每月拿出一半薪水——約三百五十元，供他們一直讀到中學畢業。

「我覺得很對得起自己。」他回憶時語氣平靜，卻透著一份篤定。盧永雄聽後，不禁嘆道：「你很厲害。」正如盧永雄所言，在那個許多人自身難保的年代，石中英選擇把收入分給毫無血緣的孩子，「是很值得自豪的事」。

互助精神的傳承

盧永雄感慨，那個年代或許貧困，但人與人之間的互助精神，卻比今天純粹而強韌。「現在社會富裕了，關係反而冷漠。」而石中英後來在汶川地震後捐資重建北川中學、設立獎學金，也正是這份精神的延續。

盧永雄感慨，那個年代或許貧困，但人與人之間的互助精神，卻比今天純粹而強韌。巴士的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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