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敬」的苦力學生給他上了一堂生命課 石中英：勞動本身就值得尊敬

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苦力」（coolie）是港口經濟的支柱。他們在西環、上環一帶扛著百斤貸物往返碼頭，用肩膀撐起這座城市的貿易命脈。雖然「苦力」一詞已漸成時代印記，但在作家石中英心中，這群勞動者的身影始終值得銘記與尊重。

適逢《我愛秋風勁》出版50周年，《巴士的報》邀請作者石中英（本名楊向杰）親述往事。透過〈不敬〉一文，回溯他如何與勞動階層結下深厚緣分，並從他們身上看見生命的溫度與尊嚴。

散文集《我愛秋風勁》作者石中英（左）、《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右）。巴士的報記者攝

肉骨茶因苦力而來

談起苦力，《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感慨道：「當年真是有很多苦力，這是最容易賺錢的體力活——只要肯去捱就行。」他笑言，連今天許多人愛吃的肉骨茶，相傳也因苦力工作耗損體力，人們以藥材熬骨湯為他們滋補，才逐漸流傳開來。

《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巴士的報記者攝

在苦力屋簷下長大​

石中英笑言自己原是「西關大少」，在養和醫院出世。本應與勞動階層絕緣的他，卻因家道中落，從此與勞動者結下不解之緣。

石中英在跑馬地養和醫院出生。石中英供圖

他當過報童、住過天台屋，後來更寄居在大坑木屋。他憶述，屋主文伯是三角碼頭的苦力，而木屋隔壁住著一位叫「懵爺」的苦力，整日酒不離手。石中英曾問他為何總在喝，懵爺嘆道：「你不在碼頭扛貨，不懂那種累。不喝酒，如何撐得下去？」

圖為當年的大坑木屋。石中英供圖

這些身影，深深烙在石中英的記憶裡一他見過「懵爺」終日以酒緩解肩膀的酸痛，也受過文伯如家人般的照應。而在朝夕相處中，他亦感受到一種貼地而真實的生命力，「他們對我是真心的關心，我們之間是互相的關懷」，並覺悟自己不應活在一個高高在上的世界，而是屬於這樣樸實、有溫度的人間。

石中英自覺是「在苦力的環境中長大，受過他們恩惠」。巴士的報記者攝

學生教會他何謂「尊敬」​

緣份未止。​ 後來石中英在夜校任教，竟又遇上一名苦力學生。提起這位學生，他眉頭微蹙道，「那孩子黑黑實實，說話很粗魯。」當時夜校學生大多對老師斯文有禮，問功課也客客氣氣，唯獨這名學生語氣直接，甚至帶點衝撞。「我那時心想，好歹我是個老師，他這樣說話，未免有點『不敬』！」

成為老師的石中英。石中英供圖

直到有一天課後同行，學生很坦然地對他說：「我要去做苦力。」語氣裡沒有自卑，反而自豪得坦蕩。因為家境清貧，他得靠這份工作賺取學費、撐起自己的讀書路。學生還告訴他，每天有上千斤的貨物經他肩膀搬運。石中英聽罷，心裡不禁震動：「你真是太厲害了。」

夜校燈下，那學生常常帶著疲憊翻開課本。而​那句話如一記輕敲，讓石中英猛然清醒：這孩子尊重自己的勞動，尊重自己的學習，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而自己所在意的「禮貌」、「體面」，又是否能成為讓他收斂「自尊」的理由呢？

夜校燈下的生命課​

正因如此，石中英在往後的教學生涯中，始終堅持日夜校教學。​ 夜校課堂的名冊上雖有十幾二十個名字，但每晚出席課堂的，往往只剩四五人，「因為他們真的太累了」。然而，他從未因此看輕這些學生，反而對他們懷有更深的敬意——這些在生活重壓下自力更生、在疲憊不堪中仍緊握書本的身影，在他眼中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生命。

石中英更透露，因雙親離婚，母親不願再與楊家人往來。後來，他結婚當日，只能請文伯的謝家親友代坐主家席，「而文伯也在其中。」令人不免感嘆，「一家人」的意義，原來早已跨越血缘。

盧永雄感嘆，如今孩子已少有這般磨練，更認為石中英的心態難能可貴，「懂得欣賞不同背景、不同階層的人，在能力範圍內盡力幫助、扶持他人。」

盧永雄感嘆，如今孩子已少有這般磨練，更認為石中英的心態難能可貴。巴士的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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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成長於回歸前後的港人，還是新生代的年輕面孔，「我是誰」的探問從未止息，就連香港保釣運動領袖陳毓祥亦曾深陷泥沼。他有父有母，卻自稱「野孩子」；他腳踏大地，卻慨嘆自己「無根」。

在散文集《我愛秋風勁》中，〈野孩子〉一文記錄的正是那段港人充滿迷惘與掙扎的經驗。適逢散文集出版50周年，亦是這位愛國英雄逝世30周年，《巴士的報》特邀作者石中英（本名楊向杰）親述往事，回憶他以朋友身份，目睹陳毓祥走出身份迷失。

散文集《我愛秋風勁》作者石中英（左）、《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右）。巴士的報記者攝

社會環境造成身份迷失

談到缺乏身份認同，石中英深有體會，他指年輕時持香港護照回內地，習慣性地填上「英籍」，孰料邊檢人員當場劃掉，並正色道：「你是香港出生的，其實是中國人。」以為吸取教訓的他，後來往台灣時「學乖了」填上「中國」，沒想到，當下就被糾正要寫「中華民國」。及至踏足其他國家，有時填「中國」不通，竟要改填「British」。這番進退維谷的遭遇，令他不禁長嘆：「當時的香港人，根本缺乏清晰的身份歸屬。」

石中英嘆謂，「當時的香港人缺乏清晰的身份歸屬。」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表示，心裡一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對衛星上天、毛主席會見尼克遜等國家大事，都為之動容。然而，他亦坦承，當時的社會環境，讓這份認同難以宣之於口。石中英對此點頭同意，指出香港青年受身份認同問題困擾多年，「我們總在問：Who am I？我是誰？屬於哪個國家？」

盧永雄坦承，當時的社會環境，讓這種認同難以宣之於口。巴士的報記者攝

我們到底是不是英國人？

石中英憶述童年時居住中環，父親常帶他到港督府旁的兵頭花園散步，那裡矗立著英女皇父親（佐治六世）的銅像。問及那是誰，父親雖答是「英國皇帝」，卻自然地說：「你在香港出生，就是英國人。」但父親同時也會補充祖籍順德，因此他自小被告知是「華裔英國人」，而這種身份認知相互交織，令他倍感「混亂」。

父親常帶石中英到港督府旁的兵頭花園散步。石中英供圖

父親常帶石中英到港督府旁的兵頭花園散步。石中英供圖

到了中學，這種混亂有增無減。石中英提到，戴麟趾上任港督後到校參觀，前一星期全校忙著練唱《天佑女皇》（God Save the Queen），每個教室都懸掛著英女皇像與英國旗。港督到訪當天，禮堂更懸掛著巨大的英國旗。眼見眾人齊聲高歌，石中英不禁思忖，我們到底是不是英國人？

然而，這種教育並不能改變血管內流淌的血液。盧永雄提及電視台深夜收台時會出現英女皇頭像，小朋友總會發出「車車」聲，因為英女皇頭像出現就意味著節目播映完畢。他笑言，當時小朋友看到英女皇的頭像就「開晒汽水」，破口大罵。

石中英一家。石中英供圖

哪一邊的中國人?

其實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連做「中國人」也很複雜。石中英憶述，每年十月，街頭出現不同旗幟，十月一日是五星紅旗，雙十節又有青天白日旗。他們不只困惑於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甚至困惑於自己是「哪一邊的中國人」。

就身份認同的問題，石中英亦與陳毓祥有多次討論。兩人相識於70年代初，尼克遜訪華後，香港不少大學生組織回內地參觀，石中英也曾協助相關活動。作為「認祖關社」的一代，兩人經常探討：我們究竟是什麼人？

在石中英眼中，陳毓祥儘管家境不俗、成績優異，卻總有種精神失落。他怨生長在今天，也怨生為這代的中國人，聲言不理國事，卻把自己弄得頹頹廢廢。沒想到，後來在香港大學文藝晚會再遇，其精神面貌已截然不同。

陳毓祥早年活躍於香港學運，曾任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深受1970年代「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的愛國氛圍影響。石中英供圖

忘不了自己是個中國人

石中英提到，當時香港已掀起保釣運動，學生高唱《畢業歌》等抗日歌曲，氣氛激昂。曾囿於身份認同、萎靡不振的陳毓祥竟也身列其中，昂起頭、挺起胸，一同唱著歌，「他用盡所有方法，都忘不了自己是個中國人。」

1971年7月保衛釣魚台示威。資料圖片

石中英當下又驚又喜，亦明白祖國從來沒有拋棄過孩子，只是處身的氣氛形成被拋棄感，令身處光明的人，閉上眼睛呼喚「光明何處」。他不禁感嘆，若祖國早日統一，就不會有這般精神痛苦。萬萬沒想到，在他寫下〈野孩子〉幾十年後，陳毓祥會在釣魚台海域為宣示主權而遇難，「他出發前一周，我還見過他，至今想起仍非常傷心。」

香港掀起保釣運動。石中英供圖

回歸後的清晰認同

今年正值陳毓祥逝世三十周年。二十周年時，香港大學舉辦過小型紀念活動，石中英將他當年為《青年樂園》繪畫的漫畫複本，親手交給他的女兒。

石中英將陳毓祥當年為《青年樂園》繪畫的漫畫複本，交給他的女兒。石中英供圖

他希望，所有曾自覺是「野孩子」的人，終有一天都能自豪地說，自己是祖國的「親孩子」。正如文中所言，「難道你還看不見，母親已久久張開了溫暖的臂膀，等着你嗎？」

盧永雄總結道，陳毓祥的故事真切道出了當年香港年輕人身份認同的困惑，而大家至今仍懷念那個從「保釣號」跳入海中宣示主權的「抗日英雄」。幸而，自1997年回歸，國家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人終於有了清晰的身份認同。

盧永雄表示，大家仍懷念那個從「保釣號」跳入海中宣示主權的「抗日英雄」。巴士的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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