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敬」的苦力學生給他上了一堂生命課 石中英：勞動本身就值得尊敬

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苦力」（coolie）是港口經濟的支柱。他們在西環、上環一帶扛著百斤貸物往返碼頭，用肩膀撐起這座城市的貿易命脈。雖然「苦力」一詞已漸成時代印記，但在作家石中英心中，這群勞動者的身影始終值得銘記與尊重。

適逢《我愛秋風勁》出版50周年，《巴士的報》邀請作者石中英（本名楊向杰）親述往事。透過〈不敬〉一文，回溯他如何與勞動階層結下深厚緣分，並從他們身上看見生命的溫度與尊嚴。

散文集《我愛秋風勁》作者石中英（左）、《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右）。巴士的報記者攝

肉骨茶因苦力而來

談起苦力，《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感慨道：「當年真是有很多苦力，這是最容易賺錢的體力活——只要肯去捱就行。」他笑言，連今天許多人愛吃的肉骨茶，相傳也因苦力工作耗損體力，人們以藥材熬骨湯為他們滋補，才逐漸流傳開來。

《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巴士的報記者攝

在苦力屋簷下長大​

石中英笑言自己原是「西關大少」，在養和醫院出世。本應與勞動階層絕緣的他，卻因家道中落，從此與勞動者結下不解之緣。

石中英在跑馬地養和醫院出生。石中英供圖

他當過報童、住過天台屋，後來更寄居在大坑木屋。他憶述，屋主文伯是三角碼頭的苦力，而木屋隔壁住著一位叫「懵爺」的苦力，整日酒不離手。石中英曾問他為何總在喝，懵爺嘆道：「你不在碼頭扛貨，不懂那種累。不喝酒，如何撐得下去？」

圖為當年的大坑木屋。石中英供圖

這些身影，深深烙在石中英的記憶裡一他見過「懵爺」終日以酒緩解肩膀的酸痛，也受過文伯如家人般的照應。而在朝夕相處中，他亦感受到一種貼地而真實的生命力，「他們對我是真心的關心，我們之間是互相的關懷」，並覺悟自己不應活在一個高高在上的世界，而是屬於這樣樸實、有溫度的人間。

石中英自覺是「在苦力的環境中長大，受過他們恩惠」。巴士的報記者攝

學生教會他何謂「尊敬」​

緣份未止。​ 後來石中英在夜校任教，竟又遇上一名苦力學生。提起這位學生，他眉頭微蹙道，「那孩子黑黑實實，說話很粗魯。」當時夜校學生大多對老師斯文有禮，問功課也客客氣氣，唯獨這名學生語氣直接，甚至帶點衝撞。「我那時心想，好歹我是個老師，他這樣說話，未免有點『不敬』！」

成為老師的石中英。石中英供圖

直到有一天課後同行，學生很坦然地對他說：「我要去做苦力。」語氣裡沒有自卑，反而自豪得坦蕩。因為家境清貧，他得靠這份工作賺取學費、撐起自己的讀書路。學生還告訴他，每天有上千斤的貨物經他肩膀搬運。石中英聽罷，心裡不禁震動：「你真是太厲害了。」

夜校燈下，那學生常常帶著疲憊翻開課本。而​那句話如一記輕敲，讓石中英猛然清醒：這孩子尊重自己的勞動，尊重自己的學習，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而自己所在意的「禮貌」、「體面」，又是否能成為讓他收斂「自尊」的理由呢？

夜校燈下的生命課​

正因如此，石中英在往後的教學生涯中，始終堅持日夜校教學。​ 夜校課堂的名冊上雖有十幾二十個名字，但每晚出席課堂的，往往只剩四五人，「因為他們真的太累了」。然而，他從未因此看輕這些學生，反而對他們懷有更深的敬意——這些在生活重壓下自力更生、在疲憊不堪中仍緊握書本的身影，在他眼中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生命。

石中英更透露，因雙親離婚，母親不願再與楊家人往來。後來，他結婚當日，只能請文伯的謝家親友代坐主家席，「而文伯也在其中。」令人不免感嘆，「一家人」的意義，原來早已跨越血缘。

盧永雄感嘆，如今孩子已少有這般磨練，更認為石中英的心態難能可貴，「懂得欣賞不同背景、不同階層的人，在能力範圍內盡力幫助、扶持他人。」

盧永雄感嘆，如今孩子已少有這般磨練，更認為石中英的心態難能可貴。巴士的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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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粉嶺和合石墳場，有兩片特殊的墓地，一片是1956年雙十暴動中死難的5位工人，另一片埋葬著1967年六七暴動中死難的16位工人。今年正值雙十暴動70週年，今日（14日）由六七動力研究社主辦、石中英工作室協辦組織成員前往兩片墓地考察。

1956年雙十暴動死難工友公墓。巴士的報記者攝

今年正值雙十暴動70週年，六七動力研究社主辦、石中英工作室協辦組織有關人員前往兩片墓地祭拜。巴士的報記者攝

石中英向雙十暴動死難工人墓獻花。巴士的報記者攝

在雙十暴動死難工友墓地立著一塊紀念碑，上面刻著五名遇難工人的名字，該碑由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於1964年修建。六七動力研究社成員及石中英向紀念碑默哀並獻鮮花。親歷暴動的陸德成當時是一名小學生，「當時我們正在上課，學生突然流眼淚，原來暴徒正焚燒學校附近的嘉頓麵包公司，警察施放催淚彈所致。」

1956年雙十暴動發生時，陸德成（前）年僅9歲。巴士的報記者攝

介紹自己為資深工會人士的周先生回憶，1956年是新中國成立第七年，香港社會掀起愛國高潮，亦有市民自發升起五星紅旗；同時，國際上興起反共高潮，兩股風潮在香港碰撞促成雙十暴動。

和合石墳場另一片區平台上，埋葬著六七暴動中死難的16位工人，六七動力研究社成員及石中英等列隊向死難工人致哀並獻花。石中英當年曾參與六七暴動，因印刷宣傳單被捕入獄，成為YP（少年犯）。出獄後，他難以忘記這一段經歷，寫下紀錄獄中經歷的詩歌《那一夜，我們歌唱》。

和合石墳場亦埋葬著六七暴動中死難的16位工人。巴士的報記者攝

今年正值雙十暴動70週年，六七動力研究社主辦、石中英工作室協辦組織有關人員前往兩片墓地祭拜。巴士的報記者攝

石中英向記者回憶，當年死難工人之一何楓妻去世後，他親自與其女為何楓夫婦立合葬碑。「墓碑上兩公婆的合照是1965年，何楓在工會開設照相班時，留下夫妻合照。當時他還講笑，這張相未來可能成為合葬相，」他講起往事，「結果兩年後，何楓便在暴動中犧牲。」

何楓在「六七」中去世，其妻後與他合葬。巴士的報記者攝

石中英不認為這批死難工人是暴徒。他表示，不需要稱這些去世的工友為英雄或烈士，但他們是「英勇抗爭、合理正義的抗暴之徒」，是愛國者。同時，他亦向記者澄清，左派人士並非在暴動初始就扔炸彈。「這批工友在1967年7月前已經去世，而所謂的第一個炸彈出現在7月份，」他指。

石中英。巴士的報記者攝

六七動力研究社社長陳仕源當年亦參與六七暴動，被捕時年僅18歲。他回憶，這場暴動受世界殖民地獨立浪潮與內地文化大革命影響，最初為正常勞資糾紛，而遊行中警方打死一名13歲學徒後，事件上升為民族問題。

六七動力研究社社長陳仕源。巴士的報記者攝

陳仕源表示，他曾經與時任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會面，提到六七事件是一個好的「愛國教育事件」。六七暴動五十週年時，他曾得到中央港澳辦接見。「都定咗調，1967年反英抗暴是一場反帝反迫害、保衛工人權益嘅愛國群眾運動，」他講起對「六七」的評價，「國家真係到而家都冇忘記我哋，所以我哋可以繼續做到今日。」

據報道，陳仕源在今年國慶期間表示，明年是反英抗暴60周年，社究社已加緊收集當年的歷史文物，並將舉辦紀念67的60周年活動，包括展覽和公開拜祭先烈等。

資深工會人士周先生回憶，當年工會會所被多次搜掠破壞，造成多名工友死傷。儘管六七暴動後期「在鬥爭方式上有所偏差」，他強調，香港工人反抗英國殖民鎮壓的鬥爭本身是正義的，是反應了草根階層長期被欺壓的訴求。

周先生表示，參與抗暴鬥爭的工人付出了重大代價，有的人沒了退休金，有人去世或受傷，有人至今留案底。「香港好多人唔明『六七』發生了什麼事，其實『六七』為他們帶來好處，我們的付出為香港市民、香港社會帶來進步，」他指。

石中英。巴士的報記者攝

石中英表示，「六七」紀念工作並非為了洗白或美化當年的參與者，而是要還原歷史真相，歷史應該交給後代去評價。「我們應該將1956年到1967年的香港歷史整體去看待，研究這段歷史的價值在於提供經驗參考，」他指，「歷史的對比遲早會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