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哀思致敬先賢  以實績回應抹黑

作者：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梁雅琪

香港社會對董先生的離世深感哀痛。公祭前後，特區政府在銅鑼灣、啟德、荃灣等地設立公眾弔唁處。前往悼念的市民絡繹不絕，有人手持鮮花，有人帶著舊日合照，有人在弔唁冊上寫下“一路好走”“永遠懷念”“功在後世”。不少市民眼泛淚光、哽咽難言。大家感念董先生為香港經濟注入活力，回想他提出的房屋政策初衷，認為雖遇亞洲金融風暴未能完全落實，卻體現了長遠視野，並讚揚他為年輕人引入副學士制度、拓展高等教育機會等。

這一切，充分說明董建華先生對香港、對國家的貢獻，已被社會銘記。他帶領香港度過金融風暴與非典疫情，將“一國兩制”由構想付諸實踐，並在卸任行政長官後繼續為國家發展和“一國兩制”事業盡心盡力，為後世留下彌足珍貴的時代財富。人們對他的敬仰，是真實的、發自內心的。

然而，某些人卻悄然啟動了一套精心設計的敘事轉換。他們選擇性肯定董建華先生的某些施政風格，突出所謂“溫和管治”“願意溝通”標籤，以此影射攻擊現屆特區政府。

細究這種“選擇性肯定”，其矛盾與雙標暴露無遺。這些如今稱董建華先生“開明”的人，往往是當年最激烈的反對者。2003年，董建華先生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時，他們組織大規模遊行，將其汙名化為“惡法”；董建華先生嘗試就立法諮詢民意，他們斥為“假諮詢”；甚至董建華先生因身體原因辭職，他們彈冠相慶，視之為“勝利”。人們不難看穿他們的“工具邏輯”：其對董先生的評價從來都是即時的政治效用計算。當需要阻撓董建華先生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時，他是“獨裁者”；當需要攻擊現任政府施政時，他又成了“開明領導”。

將歷史的時針撥回當下，香港市民完全可以認清：那些被刻意營造的“今不如昔”敘事，究竟是怎樣背離事實。

這四年多，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由現屆特區政府上任初期的負增長3.7%，轉為2025年正增長3.6%，2026年上半年更按年增長5.1%；市民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四年間累計上升約20%；本地及境外公司註冊數目創歷史新高，IPO集資額位居全球前列。國際認可同樣顯著：香港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榜首，跨境財富管理中心地位躍升世界第一，國際金融中心回升全球第三，世界競爭力升至第二，人才競爭力上升十位至第四，教育競爭力位列第三，五所大學躋身全球百強。民生方面，特區政府直面長期積壓的難題。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縮短至約4.8年，3萬個“簡約公屋”單位提前達標；切實打擊濫用公屋，成功收回超過1萬個單位；推行“簡樸房”制度，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立法規管網約車，填補多年法律空白等等，這些措施讓普通市民切實感受到改變，也讓大家看到，董建華先生所希望的美好香港，正從願景逐漸變為現實。

這些成績，不是口號，而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具體成果。它們證明，現屆特區政府正以務實有為高效的作風，推動香港高質量發展。任何抹黑，都無法抹去市民生活中的實際改善，也無法改變國際評級的客觀提升。

說到底，真心懷念董建華先生的人，會繼承他“報效國家、服務香港”的遺志，繼續建設更美好的香港，這也正是現屆特區政府不遺餘力在做的事情。反觀那些嘴上緬懷、實則不斷尋找機會阻撓政府施政、試圖把香港拉回內耗與對立的人，他們真正緬懷的是可以讓他們肆意操控、從中謀利的香港，而非董建華先生畢生所謀的“國家好、香港好”。

悼念先賢，最好的方式是把香港建設得更好。市民看得清楚，歷史也會見證。

來論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李小瑛（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長）

國際創科中心是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大局的戰略錨點。2026年9月16日，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正式發表，本質上是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的行動綱領。「十五五」規劃綱要將港澳部署單獨成章，把香港建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納入國家戰略佈局，並首次寫入「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香港創科由此不僅是香港特區自身的產業選擇，更是國家創新版圖上的戰略安排。香港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獨特價值，在於雙向樞紐功能。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2025年首次躍居全球創新指數科技集群榜首 ，其絕對優勢正是「一國兩制」下兩類稟賦的耦合：內地有完整產業鏈、龐大應用市場與高強度產業化投入，香港有國際一流的基礎研究、自由流動的資本與對接國際規則的制度。把國際創科中心建成建好，就是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大局最有力的支撐。

一、揚基礎科研之長、補產業轉化之短，走差異化高增值之路

香港的比較優勢高度集中在基礎研究端。全港擁有多所世界百強大學，高被引科學家密度居全球前列，InnoHK研發平台匯聚國際一流實驗室與合作院校。土地稀缺、成本高企、市場狹小，決定了香港不必複製全產業鏈，而應主攻基礎科研「從0到1」的策源與細分領域「從1到10」的高增值環節，中試與量產交給大灣區腹地，形成「香港研發—灣區製造—全球融資」的分工格局。生物醫藥是典型例證：香港兼具基礎科研、國際規則與大灣區臨床資源三重優勢，新藥審批與真實世界證據機制加快落地，有條件成為國家醫藥出海的跳板。

轉化的關鍵在政產學研投協同。香港已形成覆蓋產學研、產業引導與硬科技投資的資金架構，港交所的退出通道亦居全球領先；但本土獨角獸數量偏少，癥結不在資金總量，而在孵化與轉化。規劃為此設定創新活動總開支占生產總值比重年均增長約10%、力爭2030年後達至3%的目標，並列明「政、產、學、研、投」協作主線與「三大創科園區、五大研發機構」的空間佈局。研發投入的主戰場，要從大學「單極」擴展為企業與資本參與的「多極」。

二、以北部都會區新空間，構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高地

吸引全球科創要素，香港最缺的是空間。北都將在未來五年釋放大規模「熟地」、住宅單位與經濟樓面，河套香港園區樓面亦成倍擴張，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佈局提供載體。規劃在新田、洪水橋、打鼓嶺佈局三個大學城，以「一城五元素」——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城市建設——協同發展，300公頃教育設施串聯毗鄰產業用地、總面積擴容至逾1000公頃。

這一空間佈局的深層邏輯，在於打通育才、引才、留才的完整鏈條。新田大學城以醫學、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機械人、微電子為定位，將建設香港科技大學醫學院及綜合醫教研醫院，聯動河套香港園區與新田科技城，成為未來香港創科產業發展的「心臟地帶」。洪水橋大學城聚焦智能製造應用型專上教育與國際化人才培育，打鼓嶺大學城融入藝術與藍綠發展元素。三個大學城各有側重、互為支撐，與牛潭尾第三所醫學院共同構成「產學研醫」全鏈條空間體系。

在人才端，香港正推進「國際人才樞紐」的建設。以「留學香港」品牌聚才，以園區產業留才，讓學位轉化為就業、就業轉化為居留——這一鏈條的貫通，才是教育用地擴容的真正考量。當學位、就業與居留形成正向循環，香港的人才政策便從被動吸引升格為主動培育，從短期引進深化為長期紮根。

三、深港優勢互補共建創新共同體，引領亞洲乃至全球科創版圖

深港協同是香港創科最大的外部條件。規劃將河套「一區兩園」明確為「國內境外」的特殊地區，這在我國規劃文本中尚屬首次：在「一國」之內試點科研物資、數據、資金跨境流動的特殊政策，把「香港研發、灣區轉化」的制度通道做實做寬。河套香港園區將以四大方向推動發展：打造世界級「產、學、研」平台，建設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中試轉化基地，營造全球科創資源匯聚點，開闢制度與政策創新試驗田。

深港分工隨之清晰——河套主攻研發與中試，新田科技城承接中下游量產。這一分工的實質，是將「兩制」差異轉化為制度互補優勢：香港提供普通法體系、國際科研規則與自由流動的資本，深圳提供產業鏈配套、應用場景與產業化速度。隨着跨境鐵路、口岸「合作查驗、一次放行」與沙嶺數據園區相繼落地，深港「半小時創科圈」加速成形。深圳園區已實施的「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區內自由」特殊監管模式，為科研物資、數據與人員的跨境便捷流動提供了制度範本。

屆時，香港的金融、規則與基礎研究，將與深圳的產業鏈和產業化能力互補成勢。深港「雙子城」的創科協同，不僅服務於兩城自身的發展轉型，更承擔着為國家探索「一國兩制」下制度型開放路徑的戰略使命。兩城有能力共同引領亞洲乃至全球的科創版圖——這既是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雄心所在，也是「由治及興」時代香港對國家最實質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