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第十屆全國僑聯副主席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 盧文端
發展局日前向立法會提交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升降機工程問題的調查報告,詳細指出事件主因、各方責任及跟進方向。有意見要求當局一併啟動第二級調查,查明有否首長級公務員失誤。瑪麗醫院升降機安全隱患事件,當然應該嚴肅跟進,但要強調的是,事件並非第二級調查機制所針對的「系統性失靈」或「首長角色受疑」情形,而屬第一級調查的範疇,不啟動第二級調查,是按機制辦事,絕非迴避問責。如果動輒啟動第二級調查,不僅會使分級設計失去界線,對機制造成損害,而且容易將事件政治化,誘使部門把責任層層上推,把二級調查當成安撫、滿足輿論的萬靈丹,引發輿論炒作,導致不該有的政治內耗。香港苦政治化久矣,切不可好了傷疤忘了痛,必須慎防之。
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早前被揭發懷疑出現工程問題,在28部升降機當中有24部要全面維修,引起社會輿論廣泛關注。市民對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升降機工程問題有不滿,有聲音要求處罰負有責任的機構和人士,無可厚非,是可以理解的。
發展局隨即展開調查,報告日前正式公布,指出有關工程問題按現行監察機制,理應可及早發現並作出糾正,承建商安保在事件中出現多項的過失,包括施工失準、工藝欠妥、跟進馬虎,監管和驗收亦不到位等。局方表示,由於調查過程中發現事件有可能涉及其他違法行為,已交由有關的執法部門作一步調查。對於問責問題,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指啟動二級調查須符合3項條件——部門本身出現嚴重狀況、缺失廣泛而重複、首長有應做而未做之事,按報告所示情況未達門檻。
三項條件均不符二級調查門檻
《公務員敍用委員會(調查)規例》於2016年7月17日正式實施,授予公務員敍用委員會額外職能,使其能夠進行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下的第二級調查工作。按現行機制,若部門出現的問題性質較不嚴重、屬單一事件,或牽涉具體操作的執行人員,由部門首長負責第一級調查;若問題屬嚴重、廣泛或重複出現的系統性問題,或有跡象顯示牽涉部門首長或政策局常任秘書長的角色時,則啟動第二級調查。
這套設計的核心邏輯是「分級處理、精準問責」,不是將所有部門內發生的技術或執行問題都直接歸咎於部門首長,也不是要取代既有工作表現管理及紀律處分機制,而是透過制度化安排,明確首長的管理責任,強化其對部門整體管理與系統運作的行政責任,從而提升治理能力。只有在管理失效、出現嚴重紕漏時,才需要動用這一「兜底」手段。一言以蔽之,不是什麼事件都要啟動最高級別的調查,關鍵要看事件的性質和實際狀況。
這次事件明顯未達到第二級調查門檻:一方面,事件背後反映的並非系統失靈。調查報告明確指出,建築署在工程監督與驗收方面訂立的指引和要求「是足夠和清晰的」。28部升降機中的問題,屬於特定項目團隊在執行上的鬆懈,而非部門整體制度崩塌,當中主要是承建商的責任。另一方面,部門首長不存在知情不報或長期不作為的問題。建築署署長在獲悉事件後積極介入,並未有明顯失職之處。這次事件本質上屬於執行失效,並非嚴重、廣泛或重複出現的系統性問題,也沒有證據牽涉部門首長,在這些門檻都不符合之下,確實不足以啟動第二級調查。
肆意啟動二級調查有不良後果
事件根源在於承建商與分判商施工工藝欠妥、建築署項目團隊監督與完工證簽發上存在缺失。最精準和合理的問責方向,是對外追究承建商責任,對內加強前線工作的監督,而非將調查不斷升級。這不但無助精準問責,更沒有對準問題核心。當下發展局主導的調查已經清晰界定責任,承建商亦面臨合約及刑事調查,針對前線監管人員亦已啟動紀律程序,責任鏈條完整,這正是第一級調查「查找不足、予以改善」的適當處理方式,也是基於對「部門首長責任制」分級設計的精準把握,而非迴避問責。
為強化公務員責任意識,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建立清晰的「部門首長責任制」,使司局長的「政治問責」和公務員的「行政問責」更好銜接,釐清責任,體現出提升治理的決心。問責制度已經確定,但在執行上必須實事求是,精準到位,不能無限上綱。這套機制的觸發點是問題本身而非個人。既然這次事件屬於第一級調查的範疇,就應按機制辦事。若肆意將常規執行偏差升級至第二級調查,將模糊真正責任所在,使事情政治化,偏離機制原意,破壞分級問責的公信力。這種情況應該防止。
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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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麥俊豪
2025年11月26日下午,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災造成168人遇難、79人受傷,是香港史上傷亡最慘重的火災之一,更是香港數十年來最沉重的一次公共安全教訓。火災爆發後,就不時有人將其與英國2017年6月14日的格倫費爾火災相提並論。雖然二者在火災起因、監管缺位等方面有諸多相似之處,但兩地政府在後續火災處置中的做法和效率卻有明顯不同,將二者互為參照或許更有助於我們深刻汲取教訓,避免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本文僅比較英國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在火災調查處置上的做法差異,希冀能提供一些看問題的視角。
救災善後
格倫費爾火災後,英國住房與規劃國務大臣曾承諾為受災家庭一年內安排永久住所,只是僅僅六個月後政府便承認無法兌現這一承諾,2018年5月更是在議會書面答復裏寫明『無法給出全部永久安置的確切日期』,讓災民對家的渴望一次次從希望變為失望。反觀香港,長遠居住安排已從紙面選項逐步變為現實。2026年2月,宏福苑火災發生未滿三個月,特區政府便公佈業權收購方案,主動把後續法律、保險及處理程序上的風險承接過去。2026年8月31日期限屆滿,超過99%的業主確認出售業權意向,9月29日選樓程序隨即啟動。也就是說,香港主動把不確定性轉移到特區政府身上,讓災民不必陷於漫長的追索期,『有個家』不再是一句口頭承諾,而是一個可以確切等到的日子。
刑事追責
火災發生後,英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均第一時間啟動刑事調查,其後同步開展公共調查,但在避免事實調查妨礙刑事程序方面,兩地選擇了不同的實現方式。倫敦警方刻意押後刑事追責節奏,選擇等待歷時七年多的公共調查結束後,再逐行比對公共調查結論,2026年9月底才將全部證據卷宗移交皇家檢控署,火災發生九年後的今天仍沒有一人站上被告席。英國政府的緩慢作為在英國社會也引起了不少不滿,有遇難者的母親在悼詞中寫道:『伸張正義的時間太長了,即使最終伸張了正義,也為時已晚。得知這些人繼續過著不受干擾、不受懲罰的生活,我們感到非常痛心』。相比之下,香港警方可謂雷霆出擊,火災後即與廉署開展聯合調查,火災發生半年後便以誤殺、串謀詐騙等25項控罪落案起訴7人及2間公司,但為免影響司法程序和公平審訊,特區政府在公佈獨立委員會報告時,特意將涉及刑事程序的內容作了遮蓋。
政治問責
面對相似的災難性事故,兩地在政治問責方面表現亦有所不同。火災發生後,英國兩任首相文翠珊、施紀賢分別在不同時點代表國家道歉,但至今沒有任何內閣大臣政治問責。真正承擔政治問責的是地方議會,2017年6月底肯辛頓—切爾西皇家自治市議會領袖Nicholas Paget-Brown迫於政治壓力引咎辭去市議會領袖職務,但仍繼續擔任議員。換言之,在法律上沒有障礙、大臣有過請辭先例、政治上完全行得通的情況下,英國的政治問責最終停留在了地區層面。相較而言,香港則出現更高層級的政治問責,身為主要官員的房屋局局長何永賢以辭職承擔其管轄範圍內的政治責任。但不論落下的椅子究竟有多高、數量有多少,問責始終只是一個起點,如何避免以後不再出現同樣的事故才是問責的最終意義。
改革啟動
兩場大火燒出的共同問題是:系統性漏洞在火災之前長期未獲填補。火災發生後,香港特區政府早於獨立委員會報告公佈前率先推動改革,2025年12月底前通過外牆棚網下架、就地抽樣送檢、訂明阻燃要求等行政舉措即時清除可見火災隱患,2026年8月前修例推動建築地盤全面禁煙、修訂守則提高棚架物料阻燃要求並在9月發佈的《施政報告》中列明年度優先立法專案,將臨時處置經驗轉化為法律規範。調查報告公佈後,特區政府更進一步宣佈7項系統性改革措施,從災後應急處置走向常態化、制度化預防。同樣一道題,九年前的倫敦也曾面對。火災後的風險排查與應急補救,兩地均第一時間開展,只是在觸及監管架構與立法層面的深層次改革時,倫敦選擇隨著調查逐層展開而漸次推進。2019年10月,由退休法官主導的格倫費爾塔樓公開調查發表第一階段報告,向英國政府提出數項改革建議,政府全盤接受但並未設立改革時間表和年度督查機制。及至2024年9月第二階段報告發表並新增58項建議後,英國首相才承諾六個月內逐項回應,並每年向議會報告落實進度。
我們必須從宏福苑火災事故中汲取教訓、痛定思痛、勇於改正。香港在宏福苑救災善後中展現出的治理取向和回應速度值得肯定,但從宣佈改革到落地見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期待香港特區政府能夠強化系統改革的思維,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平衡好加強監管與社會成本的關係;切實加強圍標刑事立法,徹底剷除圍標串標頑疾;健全樓宇維修全程監管機制,從源頭消除『不出事不查、不投訴不動』的監管盲區;優化部門分工、打通跨部門數據,全面落實監管部門架構改革;強化崗位責任、健全履職記錄、嚴格失職追究,推動公務員責任意識由被動合規向主動擔當轉變。更進一步說,特區政府各部門都應當從火災事故中汲取教訓、舉一反三,深入檢視各自領域存在的積弊,特別是堅決防止出現專業監管機制失效甚至潰敗的問題——這是宏福苑火災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並提出系統性的改革完善舉措,擦亮特區管治的招牌。只有這樣,類似的悲劇才不會在下一棟樓、下一個家庭身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