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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俊豪:火災處置的快與慢 ——香港與倫敦火災處置的比較

博客文章

麥俊豪:火災處置的快與慢 ——香港與倫敦火災處置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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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俊豪:火災處置的快與慢 ——香港與倫敦火災處置的比較

2026年11月19日 10:48 最後更新:10:49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麥俊豪

2025年11月26日下午,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災造成168人遇難、79人受傷,是香港史上傷亡最慘重的火災之一,更是香港數十年來最沉重的一次公共安全教訓。火災爆發後,就不時有人將其與英國2017年6月14日的格倫費爾火災相提並論。雖然二者在火災起因、監管缺位等方面有諸多相似之處,但兩地政府在後續火災處置中的做法和效率卻有明顯不同,將二者互為參照或許更有助於我們深刻汲取教訓,避免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本文僅比較英國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在火災調查處置上的做法差異,希冀能提供一些看問題的視角。

救災善後

格倫費爾火災後,英國住房與規劃國務大臣曾承諾為受災家庭一年內安排永久住所,只是僅僅六個月後政府便承認無法兌現這一承諾,2018年5月更是在議會書面答復裏寫明『無法給出全部永久安置的確切日期』,讓災民對家的渴望一次次從希望變為失望。反觀香港,長遠居住安排已從紙面選項逐步變為現實。2026年2月,宏福苑火災發生未滿三個月,特區政府便公佈業權收購方案,主動把後續法律、保險及處理程序上的風險承接過去。2026年8月31日期限屆滿,超過99%的業主確認出售業權意向,9月29日選樓程序隨即啟動。也就是說,香港主動把不確定性轉移到特區政府身上,讓災民不必陷於漫長的追索期,『有個家』不再是一句口頭承諾,而是一個可以確切等到的日子。

刑事追責

火災發生後,英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均第一時間啟動刑事調查,其後同步開展公共調查,但在避免事實調查妨礙刑事程序方面,兩地選擇了不同的實現方式。倫敦警方刻意押後刑事追責節奏,選擇等待歷時七年多的公共調查結束後,再逐行比對公共調查結論,2026年9月底才將全部證據卷宗移交皇家檢控署,火災發生九年後的今天仍沒有一人站上被告席。英國政府的緩慢作為在英國社會也引起了不少不滿,有遇難者的母親在悼詞中寫道:『伸張正義的時間太長了,即使最終伸張了正義,也為時已晚。得知這些人繼續過著不受干擾、不受懲罰的生活,我們感到非常痛心』。相比之下,香港警方可謂雷霆出擊,火災後即與廉署開展聯合調查,火災發生半年後便以誤殺、串謀詐騙等25項控罪落案起訴7人及2間公司,但為免影響司法程序和公平審訊,特區政府在公佈獨立委員會報告時,特意將涉及刑事程序的內容作了遮蓋。

政治問責

面對相似的災難性事故,兩地在政治問責方面表現亦有所不同。火災發生後,英國兩任首相文翠珊、施紀賢分別在不同時點代表國家道歉,但至今沒有任何內閣大臣政治問責。真正承擔政治問責的是地方議會,2017年6月底肯辛頓—切爾西皇家自治市議會領袖Nicholas Paget-Brown迫於政治壓力引咎辭去市議會領袖職務,但仍繼續擔任議員。換言之,在法律上沒有障礙、大臣有過請辭先例、政治上完全行得通的情況下,英國的政治問責最終停留在了地區層面。相較而言,香港則出現更高層級的政治問責,身為主要官員的房屋局局長何永賢以辭職承擔其管轄範圍內的政治責任。但不論落下的椅子究竟有多高、數量有多少,問責始終只是一個起點,如何避免以後不再出現同樣的事故才是問責的最終意義。

改革啟動

兩場大火燒出的共同問題是:系統性漏洞在火災之前長期未獲填補。火災發生後,香港特區政府早於獨立委員會報告公佈前率先推動改革,2025年12月底前通過外牆棚網下架、就地抽樣送檢、訂明阻燃要求等行政舉措即時清除可見火災隱患,2026年8月前修例推動建築地盤全面禁煙、修訂守則提高棚架物料阻燃要求並在9月發佈的《施政報告》中列明年度優先立法專案,將臨時處置經驗轉化為法律規範。調查報告公佈後,特區政府更進一步宣佈7項系統性改革措施,從災後應急處置走向常態化、制度化預防。同樣一道題,九年前的倫敦也曾面對。火災後的風險排查與應急補救,兩地均第一時間開展,只是在觸及監管架構與立法層面的深層次改革時,倫敦選擇隨著調查逐層展開而漸次推進。2019年10月,由退休法官主導的格倫費爾塔樓公開調查發表第一階段報告,向英國政府提出數項改革建議,政府全盤接受但並未設立改革時間表和年度督查機制。及至2024年9月第二階段報告發表並新增58項建議後,英國首相才承諾六個月內逐項回應,並每年向議會報告落實進度。

我們必須從宏福苑火災事故中汲取教訓、痛定思痛、勇於改正。香港在宏福苑救災善後中展現出的治理取向和回應速度值得肯定,但從宣佈改革到落地見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期待香港特區政府能夠強化系統改革的思維,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平衡好加強監管與社會成本的關係;切實加強圍標刑事立法,徹底剷除圍標串標頑疾;健全樓宇維修全程監管機制,從源頭消除『不出事不查、不投訴不動』的監管盲區;優化部門分工、打通跨部門數據,全面落實監管部門架構改革;強化崗位責任、健全履職記錄、嚴格失職追究,推動公務員責任意識由被動合規向主動擔當轉變。更進一步說,特區政府各部門都應當從火災事故中汲取教訓、舉一反三,深入檢視各自領域存在的積弊,特別是堅決防止出現專業監管機制失效甚至潰敗的問題——這是宏福苑火災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並提出系統性的改革完善舉措,擦亮特區管治的招牌。只有這樣,類似的悲劇才不會在下一棟樓、下一個家庭身上重演。




來論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在公開歷史紀錄中,1956年雙十暴動沒有英軍死亡;1967年的六七事件則有一名英軍殉職。然而,翻查英國解密檔案可見,雙十暴動期間也有一名英軍在戒嚴行動中殉職,而這則死訊從未公開。

1956年10月11日,在大埔道石硤尾徙置區的暴徒被警方開槍擊斃,屍體被蓋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石中英工作坊提供

1956年10月11日,在大埔道石硤尾徙置區的暴徒被警方開槍擊斃,屍體被蓋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石中英工作坊提供

戰報中的隱秘死訊

英國殖民地部的解密檔案CO1030/387,收錄了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輔政司戴維德(Edgeworth David)、駐北京代辦歐念儒(Con O'Neill)與英國外交部和殖民地部之間的電報往來,也包括10月12日至14日的軍方戰報,記錄不少戒嚴行動的細節。

10月13日的第211493號戰報顯示,皇家陸軍勤務部隊(Royal Army Service Corps)第8連下士克利福德(Clifford, P. W.;軍籍編號T/22510505A),於凌晨4時50分死於自己造成的槍傷(self-inflicted gunshot)。按照公開史料,李鄭屋是右派聚集的核心地區之一,當時英軍正在進行大規模行動,拘捕過千名涉嫌參與暴動人士。從時間與行動背景推斷,克利福德可能是在執行這項高風險任務期間殉職。

1956年10月13日的英軍211493號戰報顯示有英軍死亡,但是從未被公開。(殖民地部解密檔案CO1030/387)

1956年10月13日的英軍211493號戰報顯示有英軍死亡,但是從未被公開。(殖民地部解密檔案CO1030/387)

1956年12月23日公佈的《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表面上呈現出一份極為詳盡的死傷清單:共記錄死亡59人,包括警方致死44人、暴徒致死15人;清單甚至包含了一名「在拘留期間自殺的男子」,並註明其「係暴動份子,因傷致命,皆為自身行為所致」。(根據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的記載,由於有一名槍傷患者在《報告書》刊發後才在醫院去世,故後世記載多將死亡人數定為60人)

然而,翻閱10月15日殖民地部的檔案(CO1030/387 #58),可以發現當時已有13名軍人受傷,13日晚的港英新聞處也有公布;但《報告書》不僅隱去了軍人受傷的統計,對克利福德的死訊更是隻字未提。

1956年10月14日《大公報》第四版引述政府新聞處的資料,指軍人傷13人,未有死亡。(香港公共圖書館收藏)

1956年10月14日《大公報》第四版引述政府新聞處的資料,指軍人傷13人,未有死亡。(香港公共圖書館收藏)

在「香港記憶」網站上,可以查到克利福德葬於跑馬地黃泥涌道香港墳場,位置為15段2行7號。墓碑上的姓名、軍籍編號和死亡時間都和解密檔案完全一致,還顯示他去世時只有29歲。墓碑底部刻有其父母留下的銘文:「這是上帝的旨意;你如此匆匆離去;你來不及說再見;但願你安息吧,我的兒子。」

克利福德葬於跑馬地黃泥涌道香港墳場15段2行7號。(香港記憶網站圖片)

克利福德葬於跑馬地黃泥涌道香港墳場15段2行7號。(香港記憶網站圖片)

對比六七事件的高調紀念

六七事件(反英抗暴或六七暴動)期間,英方對英軍死訊的處理手法截然不同。1967年8月28日,左派在獅子山頂豎立紅旗並放置土製炸彈。英軍軍火專家華克曼中士(Charles C. Workman)奉命上山拆彈,在檢查包裹時引發爆炸,他被衝力拋下200呎深的山坡,不幸殉職。當時港英新聞處第一時間發布了新聞稿。左派的《大公報》,以及右派的《工商日報》和《華僑日報》,都作了大量跟進報道。

事後,媒體亦報道華克曼的喪禮於9月2日在跑馬地香港墳場舉行。除遺屬外,駐港英軍、港英政府高層及民間組織均派代表出席。英軍儀仗隊鳴槍三響,並吹奏軍樂致敬。「香港記憶」網站所載的墓碑紀錄顯示,華克曼的墓位於第20A段第7行第17號,去世時26歲。

華克曼葬於跑馬地黃泥涌道香港墳場第20A段第7行第17號(香港記憶網站圖片)

華克曼葬於跑馬地黃泥涌道香港墳場第20A段第7行第17號(香港記憶網站圖片)

由石中英的火石文化出版,張家偉撰寫的《傷城記》中,紀錄了華克曼殉職43年後,一枚伊莉莎白十字勳章(Elizabeth Cross),越洋過海送到了新西蘭,贈給已改嫁並移民的華克曼遺孀。該勳章2009年設立,給在二戰後作戰或恐怖襲擊中殉職英國軍人。由於相關記錄並不公開,無法得知克利福德是否獲得了相同的勳章。

一九六七年在香港殉職的英軍軍火專家Colin Workman。照片由《傷城記》提供

一九六七年在香港殉職的英軍軍火專家Colin Workman。照片由《傷城記》提供

兩個時期的處理差異

同樣是在任務中不幸死亡的英軍,六七事件的相關史料與報道極其豐富;雙十暴動中的克利福德卻長期湮沒無聞。這種反差是怎麼造成的?

後來撰寫《香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著名記者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曾在10月14日的《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文章,稱英軍私下承認,政府官員處理騷亂不當、應對失誤。港督給殖民地部的820號電文記載,葛量洪於10月22日召見休斯進行施壓,儘管休斯堅稱文章屬實,他仍對自己的文章令英國駐軍司令及港英政府陷入困境表示遺憾。

雙十暴動期間的李鄭屋

雙十暴動期間的李鄭屋

在10月14日發給殖民地部的第783號電文中,葛量洪明確表示:將暴動責任歸咎在中國某一個政治派別頭上,無論對英國國內政局還是國際外交,都可能弊大於利。因此,他強烈建議不要召開「調查委員會」來製作報告,因為委員會一旦成立,便難免要對騷亂背後的政治因素發表評論。他主張香港政府應先自行準備一份關於暴動的完整報告並予以公佈,之後再根據這份報告在香港和英國的反應,考慮是否成立調查委員會。而最後1956年的《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也和1966年的《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不同,沒有成立調查委員會。

和1966年的《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不同,1956年的報告書並沒有調查委員會字樣。

和1966年的《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不同,1956年的報告書並沒有調查委員會字樣。

和1966年的《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不同,1956年的報告書並沒有調查委員會字樣。

和1966年的《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不同,1956年的報告書並沒有調查委員會字樣。

這或許可以解釋,英方為何沒有公開英軍士兵受傷或死亡的情況。若承認有英軍死傷,便可能引起英國民眾進一步的追問,港英將被迫對國民黨施加更大的政治壓力。對港英而言,這種政治後果或許比承認處置騷亂失當更難承受。至於面對左派,英方可能沒有同樣的顧慮。

1956年10月11日的《德臣西報》以頭版報導雙十暴動

1956年10月11日的《德臣西報》以頭版報導雙十暴動

曾在1967年入獄的少年政治犯石中英(入獄時16歲,故未到青年),後來與時任英軍編制的防暴隊員林占士(James Elms)共同創辦了「六七見證」。石中英表示,他們的共識是:不再要對峙、不再要撕裂,而是要放下與和解。他也多次表示,和解應以面對現實為前提。

曾在1967年入獄的少年政治犯石中英(入獄時16歲,故未到青年),後來與時任英軍編制的防暴隊員林占士(James Elms)共同創辦了「六七見證」。石中英表示,他們的共識是:不再要對峙、不再要撕裂,而是要放下與和解。他也多次表示,和解應以面對現實為前提。

從雙十暴動的隱匿死訊,到六七事件的高調宣傳,克利福德下士與華克曼中士,兩位同樣在二十多歲便殞命異鄉的英國青年,卻因各自身處不同的政治風暴,在歷史檔案中迎來了截然不同的命運。一位獲追授勳章、受後人瞻仰;另一位卻連死訊都被刻意抹去,只留下一座荒涼的墓碑,與父母那句「來不及說再見」。如今,還原雙十暴動中這第61位死者的存在,不僅是填補官方報告之間的空白,更重要的是直面被抹去、被遺忘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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