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1956 陷冷戰內戰夾縫 從全球史重看雙十暴動

作者：黃宇翔 （轉載自灼見名家）

七十年前，一九五六年爆發「雙十暴動」，是戰後香港史上最血腥的一頁，死亡人數達六十一人，比一九六七年的「六七暴動」還多，也高於其後各次重大社會衝突。如今，熟悉這場暴動的人已不多。歷史並非如煙，這場戰後香港死亡人數最多的暴動是怎樣煉成的？把「雙十暴動」放回所屬的歷史時空，有助理解二戰後香港所處的冷戰與國共內戰交織的「雙戰構造」。

1. 「雙十暴動」期間，警方與群眾對峙：背景為石硤尾徙置區（相連大廈為今日的美荷樓）(照片由亞洲周刊提供)

「雙戰構造」由台灣思想家、文學家陳映真提出，核心是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相互重疊，形成一九五零年以後兩岸分隔，以及台灣政治、經濟與文化秩序的歷史條件。香港身處這種「雙戰構造」所形成的分斷體制之中，成為連接兩岸兩個隔絕社會的中間地帶。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反而成為國共兩方角力與接觸的前線，也催生了一系列本地政治與社會衝突。

2. 警察在九龍街頭維持秩序：徙置事務處職員撕毀中華民國國旗及海報引發騷亂(照片由亞洲周刊提供)

一九五六年的「雙十暴動」並非孤立事件，應放在國民黨於五十至七十年代以香港作為反攻大陸前沿據點的政治、軍事活動背景下理解。早在一九五二年雙十節期間，香港便曾發生親國民黨群眾襲擊左派工會的衝突。同年十月十四日，港府《每週情報報告》記錄了多宗涉及右派攻擊左翼工會會所的事件。到一九五六年，李鄭屋徙置區移除旗幟與雙十徽號，再度引發衝突，並迅速演變成大規模暴動。

3. 暴動期間街頭焚燒雜物引發濃煙：兩側為李鄭屋徙置區住宅，警察抵現場(照片由亞洲周刊提供)

在香港發動政治攻勢，是國民黨政權「反攻大陸」政治綱領的具體實踐。香港既是冷戰前哨，又緊鄰中國大陸，在港政治行動容易引起國際關注。與此同時，香港由英國管治，成為台北仍可接近大陸的少數前進據點。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林孝庭教授寫道：「韓戰期間台灣情報機構在香港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布置地下組織與管道，為當時仍在大陸境內進行反共游擊戰的各路敵後人馬，提供必要的後勤支援與協助。」

從我查閱的檔案可見，國民黨在五十至六十年代持續於中國華南地區策動恐怖襲擊，行動包括企圖炸毀大樓、以炸彈襲擊影院等。林孝庭亦指出，國民黨政府在港澳的地下工作於一九六零年代一度趨於極端化，在華南各地發動恐怖攻擊，以營造大陸人民「民心思變」的氛圍。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香港警方在新界西貢區及港島北角英皇道等地的隱蔽處，逮捕大批國民黨特務，並一舉查獲藏匿於英皇道一帶的大批軍火槍械、約二百五十磅高爆炸藥及引爆裝置。

〈在九龍大暴動同日晚間特務圖擾亂廣州 十餘批均被破獲 係香港國民黨特務機關派遣 廣東省公安廳公佈破案經過〉，《大公報》，1956 年 10 月 17 日，第一版

香港同時也是兩岸保持接觸的地方。一九五六年夏天，曹聚仁往返香港與北京，傳遞周恩來提出國共接觸的訊息。林孝庭根據蔣介石日記分析指出，蔣介石亦重視這條仍可與對手接觸的渠道。

美扶持第三勢力

一九五六年是國際冷戰對抗加劇的時期。美國在香港扶助反共但反蔣的「第三勢力」，英國透過香港維持對華經貿關係，台北則把香港視為反攻大陸的前沿，各方力量在香港互相角力。

早在一年前的一九五五年，香港已發生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四月十一日，中國代表團包租的印度航空克什米爾公主號由香港飛往印尼，運送代表出席萬隆亞非會議，途中爆炸墜海。周恩來原擬乘搭該機，但因行程改變而沒有登機；遇難者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曾銳生（Steve Tsang）根據英國檔案及中方材料研究指出，北京在處理香港境內的國民黨地下活動時，往往傾向要求港府執法，而非直接介入香港事務。

香港作為「雙戰」槓桿

香港亦是國際冷戰宣傳與訊息戰的重鎮。一九五六年前後，美新處與友聯出版社合作推動反共宣傳。《告別朝鮮前線》原為徐東濱提出的寫作計劃，目的之一是回應中共宣傳片《葡萄成熟時》，其後計劃改由張愛玲執筆，最終寫成著名小說《赤地之戀》。小說雖由張愛玲執筆，大綱則由徐東濱起草，居間聯絡者為邱然（化名燕雲，筆名燕歸來）。

香港美新署1953年成立，其資助的「友聯出版社」，在1954年出版了面向中學生的《中國學生周報》。1956年4月, 左派亦創辦了《青年樂園》與之抗衡, 冷戰時期爭奪青少年的文化冷戰在英殖香港開打。

「雙十暴動」前約半年，國民黨在中環的一個地下聯絡處被港府破獲。據林孝庭引用的英國資料，國防部總政治部曾在港招募、訓練及派遣特工，蒐集大陸情報、監視第三勢力，並試圖滲透港府政治部，以預先掌握搜捕行動。港警在行動中搜得情報文件、組織表及薪資資料，並拘捕二十名工作人員。

十月的街頭暴力隨即牽動外交。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周恩來與英國駐華代辦歐念儒(Con O'Neill)交涉，要求保護中國居民及機構，並處理國民黨地下人員問題。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溫柏堅（Kent Wan）的研究指出，北京藉事件向英方施壓，但沒有出兵，反映英國在維持香港殖民管治的同時，也須顧及北京可以接受的底線。

事件亦牽動遠在歐洲的瑞士。瑞士《共和國》（Republik）記者恩斯特・赫爾布（Ernst Herb）近年根據瑞士聯邦檔案重新調查事件：十月十一日，瑞士領事館館務主任弗里茨・恩斯特（Fritz Ernst）與妻子烏爾蘇拉・瑪格麗塔・恩斯特（Ursula Margareta Ernst）在九龍乘搭的士時遭暴徒襲擊，汽車被推翻並遭縱火，妻子其後因嚴重燒傷死亡，丈夫則生還。

瑞士早於一九五零年已與北京建交，瑞士企業亦透過香港與中國進行貿易，機床、化學品等貨物具有商業及戰略價值。赫爾布指出，瑞士政府處理恩斯特案時，同時考慮對華及對英關係，因此採取相對低調的態度，沒有把事件升級為高調的外交抗議。

雙十暴動後，港府拘捕及遣送部分與國民黨有關的人士，但相關組織網絡仍然存在。

國際冷戰的平衡點

溫柏堅把英方容許不同政治力量留港的做法，概括為一種微妙的平衡策略。殖民政府掌握軍警、行政及司法權，國共兩派則維持各自的社會基礎。火石文化出版、林超榮著的《印象六七》在楔子回憶，六十年代葵涌徙置區每逢雙十節便掛滿中華民國旗；十月一日，樓下的東方紅酒樓又插上五星旗。他記得，親台、親共居民同住一區，大體上相安無事，反映「雙戰構造」貫穿當時香港人日常生活。

《印象六七》提到：「（扁叔回憶）一九五六年暴動，荃灣是重災區，他只有十歲，大伯父（葉德範）是國民黨響噹噹人物，經常和國民黨政要往來。」偏向自由主義的第三勢力刊物《中國學生周報》當時亦刊出〈一個悲劇〉批評：「如果我們也使用暴力對付共產黨，那麼我們和他們又有什麼分別呢？」

由石中英出品, 林超榮編著的《印象六七》紀錄了1956年「雙十暴動」的「血洗荃灣」的一幕, 這個又稱「右派暴動」是香港史上最血腥的暴動, 61人死亡, 有4名暴徒因縱火燒死瑞士領事館的主任夫人, 被港英當局判環首死刑。

雙十暴動的後續影響，也可放在一九五六年至六七年間觀察。資深傳媒人石中英與歷史學者陳明銶提出「三加一」的比較框架：香港一九五六年的雙十暴動、一九六六年的天星小輪加價騷亂、一九六七年的暴動，加上澳門一九六六年的一二三事件。這些事件涵蓋香港右派策動的政治衝突、本土自發的群眾運動、左派策動的政治衝突，以及澳門政治形勢對香港的影響。

各場衝突之間也存在制度與政策上的連續性。雙十暴動促使港府加強防暴能力。香港警隊資料指出，警察訓練營（Police Training Contingent）於一九五八年成立，專門負責防暴、人群管理及重開受阻道路，後來亦投入一九六六年及一九六七年的騷亂。澳門一二三事件則為香港左派提供示範，促使港英政府提高戒備。

1956年10月12日 宵禁令期間，警方逮捕疑犯人數多達五千以上，押解往漆咸道集中營偵訊。(照片由石中英工作坊提供)

香港在「雙戰構造」中既具有普遍性，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兩岸與兩韓均深受內戰與冷戰影響，但不同地區形成的政治結果並不相同。柏林分裂源於二戰後的佔領及兩德對峙；韓戰則因國際軍事介入而擴大，至一九五三年簽訂停戰協定。南韓在韓戰前後亦經歷嚴重的內部政治暴力，一九五零年發生保導聯盟屠殺；濟州四三事件則以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警察開槍事件為起點，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爆發武裝衝突，直至一九五四年九月才結束。韓國左翼政治力量在戰爭及政治清洗中受大規模壓制。

香港的情況有所不同。當時本地群眾所認同的國、共兩個政權，在香港均沒有管治權，掌握國家權力的是英國殖民政府。港英政府管治本地，國共兩個陣營則維持各自的社會、工會、教育及媒體網絡。只要北京、台北與倫敦仍認為香港具有自身用途，任何一方都難以直接運用國家權力，徹底清除另一方在港的勢力。

港英鎮壓左右兩派

在這種格局下，右派發動大規模政治衝突後受到港英政府壓制；左派於一九六七年發動暴動，同樣遭港英政府鎮壓。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香港因而出現一種近似「鐘擺」的現象：左、右兩派先後發動大規模政治衝突，又同時受到殖民政府國家機器的約束，在競爭、衝突與共存之間形成特殊的政治格局。這種格局延續多年，亦解釋了為何冷戰年代的香港既是中國內戰的延伸地，也是不同政治力量彼此接觸、競爭和共存的特殊空間。

1956年10月11日，在大埔道石硤尾徙置區的暴徒被警方開槍擊斃，屍體被疑似「台特」份子蓋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被視為「中華民國」烈士。(照片由石中英工作坊提供)

2026 年 10 月 14 日, 香港學 者傳媒, 在「雙十暴動」70 周年首次到訪和合石，到由 港九紡織染工會立碑的 1956 年 5 位死難愛國工會工友墓 地致祭。(照片由作者提供)

來論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鄧家彪　香港立法會議員

2026年11月7日 · 上海

尊敬的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一、開場

感謝第一財經的邀請。今天站在上海，面對在座各位正在或者準備“跨越山海”的企業家，我心裡有一點誠惶誠恐。出海這件事，企業才是真正在風浪裡行船的人。我個人對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和企業出海支援工作的理解，不一定對，供各位參考。

二、香港“一五”規劃及外國機構短評

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香港特區也出台了自己第一份五年規劃，是歷史性地出台首份成體系的經濟社會綜合發展規劃。主軸必然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把“內聯外通”做實。規劃明確提出，善用“一國兩制”下香港實行普通法的獨特優勢，為內地企業“走出去”提供高質量法律專業服務；同時提升香港出海平台功能，由出海專班整合駐內地及海外經貿辦、投資推廣署及貿發局，聯動專業服務界別，為內地企業提供一站式、高增值服務。香港作為國家企業出海的重要平台，外國機構對香港“一五”規劃的評價尤為關鍵，我挑選了三家較有代表性的機構，跟各位分享一下。

Klareco Advisors認為，規劃標誌香港從年度政策周期轉向制度化的中期藍圖，“企業和投資者第一次能夠清晰看到香港未來五年的中期政策方向、戰略優先事項和增長議程”。高盛的研報把規劃視為一組結構性制約的解決方案，指出政策議程“明確了結構性增長的動力來源”，但能否保持穩健增長，“取決於重點舉措的落實成效，以及是否可以有效轉化為私人投資和生產力提升”。香港歐洲商會主席Johannes Hack說得最直接：“制定五年規劃是好事”，而香港的發展動力“正是源自現行監管制度及普通法體系”。這三家講的其實是同一件事，發展方向定了，制度基礎健存，接下來就看執行力。

三、香港是內地企業出海的最佳平台

企業出海的最大挑戰，往往不是成本，而是制度、文化與信任，也就是「制度接口」。海外監管者、合作方和投資者要同時聽懂一家企業的治理結構、合規安排和爭議解決方式，這需要一套熟悉跟外國打交道的語言及營商文化。香港的角色，就是把這套語言及文化打包給內地企業。我舉一個滬港合作的近期例子。今年8月我帶同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與上海司法部座談會面，促成雙方的初步合作意向。而在本周中，兩者正式簽訂合作協議，共同開展系統性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港中大法律學院充分發揮國際化師資、普通法教育、比較法及國際商事争端解決的學術優勢，與上海市司法局構建全鏈條協同培養模式，重點圍繞企業合規能力建設、國際化法律服務深化合作，服務長三角企業高水平“走出去”。 四、出海專班真實的案例事實上，香港特區政府非常重視如何著力提高協助內地企業出海的能力。特區政府去年成立了「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在我看來就是一個重要抓手。專班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統籌，定位是一站式平台，為內地企業提供「量身訂制」的支援服務。至今，專班已協助超過360間內地企業來港設立或擴展業務，接觸超過5000個內地企業代表，並推出涵蓋八大類專業服務的跨界別平台，已有超過200家服務供應商登陸，在法律、會計、金融、市場推廣與品牌建設、檢測認證等範疇提供支援。

商經局局長丘應樺曾把專班邏輯概括為「三部曲」：第一步「引入來」，鼓勵內地企業先到香港設立地區總部或公司；第二步「整裝待發」，落戶後善用香港的法律、會計、認證、融資等專業服務，把出海所需的企業架構和資金安排做好；第三步「走出去」，政府組織並帶領企業前往目標市場進行實質性對接。我舉一個公開案例，說明「制度接口」的重要性。河南農業投資集團董事長李晓寰曾經分享：他去年專程赴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一周內拜訪多個部門和企業，回國後進展有限；今年隨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的香港商貿代表團出訪中亞，短短數日，多項國際合作迅速展開。同一個企業，同一批目標市場，差別在於香港代表團帶去的不是一家企業的單打獨鬥，而是一整套對方政府相對熟悉的法律制度、金融條款和營商文化。代表團出訪中亞期間累計簽署96份合作備忘錄，涉及投資額近16.5億美元。這個案例足以證明香港的優勢之處，能夠解決跨境商貿中那道看不見但很貴的門檻——制度成本。

五、金融和國際法務以外的支援

香港在金融和國際法務上的專業性，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深感認同。但是鮮為人知的是，香港過去作為製造業重鎮，遺留下豐富的遺產，在研發技術、檢測認證和品牌塑造上，都能為內地企業提供增值服務。今年4月，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 經綜合評估173個成員國及經濟體後，選定在香港設立亞太區首個全球先進製造卓越中心，目標於2027年第二季正式啟用，預計進駐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中心聚焦“人工智能＋製造”、機器人、新能源及工業設計，將協助企業進行應用研發、科技轉化及中試生產，並搭建國際標準對接平台。UNIDO把亞太區第一個先進製造中心放在香港，說明它對香港的制度環境和創科條件是認可的。與這個中心配合的，是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她是向企業提供服務的公共機構，並作為出海專班的重要成員，著手從四個方面協助內地企業：研發、供應鏈、品牌、檢測認證具體來說，生產力局依托國際標準測試認證能力，幫助企業把產品從內地標準對接國際要求；通過技術研發與評估，支持企業完成出海前的產品適配和國際認證；在品牌端，協助企業完成國際化品牌塑造和市場對接；在供應鏈端，幫助企業優化跨境布局和本土化適配。引用生產力局主席陳祖恒的話說，內地企業出海往往卡在『國際轉身』這一關，關鍵在於是否符合國際標準、取得國際認證、深入了解國際市場。所以最有效的做法，是先幫企業把產品『國際化』，再針對不同區域做本土化調整。所以，香港能幫的不只是融資和合規，也能幫你把產品和技術“翻譯”成國際市場接受的標準，協助你的品牌在海外建立信任感，實現更高溢價、賣出好價錢。

六、結語

最後，香港“一五”規劃的方向很清楚：把普通法制度、專業服務、國際網絡和創科支援，整合成一個企業出海可以真正使用的平台。滬港之間，上海有雄厚的產業和研發場景，香港有獨特的制度接口和國際通道，兩地可以「拼船出海、互相補位」。香港要做的，就是把這個制度接口做實、把專業服務對接好、把成功的落地案例做出來，讓各位企業家在出海路上少交一點學費、少走一段彎路。我以上所講難免有疏漏，懇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稿件合撰：鄧家彪、鍾裕庭
內容諮詢陳祖恒議員並經他審校，在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