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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浮:雙十暴動的第61位死者:被遺忘的皇家陸軍勤務部隊下士克利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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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浮:雙十暴動的第61位死者:被遺忘的皇家陸軍勤務部隊下士克利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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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浮:雙十暴動的第61位死者:被遺忘的皇家陸軍勤務部隊下士克利福德

2026年11月17日 16:14 最後更新:16:18

在公開歷史紀錄中,1956年雙十暴動沒有英軍死亡;1967年的六七事件則有一名英軍殉職。然而,翻查英國解密檔案可見,雙十暴動期間也有一名英軍在戒嚴行動中殉職,而這則死訊從未公開。

1956年10月11日,在大埔道石硤尾徙置區的暴徒被警方開槍擊斃,屍體被蓋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石中英工作坊提供

1956年10月11日,在大埔道石硤尾徙置區的暴徒被警方開槍擊斃,屍體被蓋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石中英工作坊提供

戰報中的隱秘死訊

英國殖民地部的解密檔案CO1030/387,收錄了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輔政司戴維德(Edgeworth David)、駐北京代辦歐念儒(Con O'Neill)與英國外交部和殖民地部之間的電報往來,也包括10月12日至14日的軍方戰報,記錄不少戒嚴行動的細節。

10月13日的第211493號戰報顯示,皇家陸軍勤務部隊(Royal Army Service Corps)第8連下士克利福德(Clifford, P. W.;軍籍編號T/22510505A),於凌晨4時50分死於自己造成的槍傷(self-inflicted gunshot)。按照公開史料,李鄭屋是右派聚集的核心地區之一,當時英軍正在進行大規模行動,拘捕過千名涉嫌參與暴動人士。從時間與行動背景推斷,克利福德可能是在執行這項高風險任務期間殉職。

1956年12月23日公佈的《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表面上呈現出一份極為詳盡的死傷清單:共記錄死亡59人,包括警方致死44人、暴徒致死15人;清單甚至包含了一名「在拘留期間自殺的男子」,並註明其「係暴動份子,因傷致命,皆為自身行為所致」。(根據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的記載,由於有一名槍傷患者在《報告書》刊發後才在醫院去世,故後世記載多將死亡人數定為60人)

然而,翻閱10月15日殖民地部的檔案(CO1030/387 #58),可以發現當時已有13名軍人受傷,13日晚的港英新聞處也有公布;但《報告書》不僅隱去了軍人受傷的統計,對克利福德的死訊更是隻字未提。

在「香港記憶」網站上,可以查到克利福德葬於跑馬地黃泥涌道香港墳場,位置為15段2行7號。墓碑上的姓名、軍籍編號和死亡時間都和解密檔案完全一致,還顯示他去世時只有29歲。墓碑底部刻有其父母留下的銘文:「這是上帝的旨意;你如此匆匆離去;你來不及說再見;但願你安息吧,我的兒子。」

克利福德葬於跑馬地黃泥涌道香港墳場15段2行7號。由李若浮提供

克利福德葬於跑馬地黃泥涌道香港墳場15段2行7號。由李若浮提供

對比六七事件的高調紀念

六七事件(反英抗暴或六七暴動)期間,英方對英軍死訊的處理手法截然不同。1967年8月28日,左派在獅子山頂豎立紅旗並放置土製炸彈。英軍軍火專家華克曼中士(Charles C. Workman)奉命上山拆彈,在檢查包裹時引發爆炸,他被衝力拋下200呎深的山坡,不幸殉職。當時港英新聞處第一時間發布了新聞稿。左派的《大公報》,以及右派的《工商日報》和《華僑日報》,都作了大量跟進報道。

事後,媒體亦報道華克曼的喪禮於9月2日在跑馬地香港墳場舉行。除遺屬外,駐港英軍、港英政府高層及民間組織均派代表出席。英軍儀仗隊鳴槍三響,並吹奏軍樂致敬。「香港記憶」網站所載的墓碑紀錄顯示,華克曼的墓位於第20A段第7行第17號,去世時26歲。

由石中英的火石文化出版,張家偉撰寫的《傷城記》中,紀錄了華克曼殉職43年後,一枚伊莉莎白十字勳章(Elizabeth Cross),越洋過海送到了新西蘭,贈給已改嫁並移民的華克曼遺孀。該勳章2009年設立,給在二戰後作戰或恐怖襲擊中殉職英國軍人。由於相關記錄並不公開,無法得知克利福德是否獲得了相同的勳章。

一九六七年在香港殉職的英軍軍火專家Colin Workman。照片由《傷城記》提供

一九六七年在香港殉職的英軍軍火專家Colin Workman。照片由《傷城記》提供

兩個時期的處理差異

同樣是在任務中不幸死亡的英軍,六七事件的相關史料與報道極其豐富;雙十暴動中的克利福德卻長期湮沒無聞。這種反差是怎麼造成的?

後來撰寫《香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著名記者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曾在10月14日的《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文章,稱英軍私下承認,政府官員處理騷亂不當、應對失誤。港督給殖民地部的820號電文記載,葛量洪於10月22日召見休斯進行施壓,儘管休斯堅稱文章屬實,他仍對自己的文章令英國駐軍司令及港英政府陷入困境表示遺憾。

在10月14日發給殖民地部的第783號電文中,葛量洪明確表示:將暴動責任歸咎在中國某一個政治派別頭上,無論對英國國內政局還是國際外交,都可能弊大於利。因此,他強烈建議不要召開「調查委員會」來製作報告,因為委員會一旦成立,便難免要對騷亂背後的政治因素發表評論。他主張香港政府應先自行準備一份關於暴動的完整報告並予以公佈,之後再根據這份報告在香港和英國的反應,考慮是否成立調查委員會。而最後1956年的《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也和1966年的《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不同,沒有成立調查委員會。

這或許可以解釋,英方為何沒有公開英軍士兵受傷或死亡的情況。若承認有英軍死傷,便可能引起英國民眾進一步的追問,港英將被迫對國民黨施加更大的政治壓力。對港英而言,這種政治後果或許比承認處置騷亂失當更難承受。至於面對左派,英方可能沒有同樣的顧慮。

從雙十暴動的隱匿死訊,到六七事件的高調宣傳,克利福德下士與華克曼中士,兩位同樣在二十多歲便殞命異鄉的英國青年,卻因各自身處不同的政治風暴,在歷史檔案中迎來了截然不同的命運。一位獲追授勳章、受後人瞻仰;另一位卻連死訊都被刻意抹去,只留下一座荒涼的墓碑,與父母那句「來不及說再見」。如今,還原雙十暴動中這第61位死者的存在,不僅是填補官方報告之間的空白,更重要的是直面被抹去、被遺忘的歷史。




來論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黃宇翔 (轉載自灼見名家)

七十年前,一九五六年爆發「雙十暴動」,是戰後香港史上最血腥的一頁,死亡人數達六十一人,比一九六七年的「六七暴動」還多,也高於其後各次重大社會衝突。如今,熟悉這場暴動的人已不多。歷史並非如煙,這場戰後香港死亡人數最多的暴動是怎樣煉成的?把「雙十暴動」放回所屬的歷史時空,有助理解二戰後香港所處的冷戰與國共內戰交織的「雙戰構造」。

1. 「雙十暴動」期間,警方與群眾對峙:背景為石硤尾徙置區(相連大廈為今日的美荷樓)(照片由亞洲周刊提供)

1. 「雙十暴動」期間,警方與群眾對峙:背景為石硤尾徙置區(相連大廈為今日的美荷樓)(照片由亞洲周刊提供)

「雙戰構造」由台灣思想家、文學家陳映真提出,核心是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相互重疊,形成一九五零年以後兩岸分隔,以及台灣政治、經濟與文化秩序的歷史條件。香港身處這種「雙戰構造」所形成的分斷體制之中,成為連接兩岸兩個隔絕社會的中間地帶。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反而成為國共兩方角力與接觸的前線,也催生了一系列本地政治與社會衝突。

2. 警察在九龍街頭維持秩序:徙置事務處職員撕毀中華民國國旗及海報引發騷亂(照片由亞洲周刊提供)

2. 警察在九龍街頭維持秩序:徙置事務處職員撕毀中華民國國旗及海報引發騷亂(照片由亞洲周刊提供)

一九五六年的「雙十暴動」並非孤立事件,應放在國民黨於五十至七十年代以香港作為反攻大陸前沿據點的政治、軍事活動背景下理解。早在一九五二年雙十節期間,香港便曾發生親國民黨群眾襲擊左派工會的衝突。同年十月十四日,港府《每週情報報告》記錄了多宗涉及右派攻擊左翼工會會所的事件。到一九五六年,李鄭屋徙置區移除旗幟與雙十徽號,再度引發衝突,並迅速演變成大規模暴動。

3. 暴動期間街頭焚燒雜物引發濃煙:兩側為李鄭屋徙置區住宅,警察抵現場(照片由亞洲周刊提供)

3. 暴動期間街頭焚燒雜物引發濃煙:兩側為李鄭屋徙置區住宅,警察抵現場(照片由亞洲周刊提供)

在香港發動政治攻勢,是國民黨政權「反攻大陸」政治綱領的具體實踐。香港既是冷戰前哨,又緊鄰中國大陸,在港政治行動容易引起國際關注。與此同時,香港由英國管治,成為台北仍可接近大陸的少數前進據點。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林孝庭教授寫道:「韓戰期間台灣情報機構在香港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布置地下組織與管道,為當時仍在大陸境內進行反共游擊戰的各路敵後人馬,提供必要的後勤支援與協助。」

從我查閱的檔案可見,國民黨在五十至六十年代持續於中國華南地區策動恐怖襲擊,行動包括企圖炸毀大樓、以炸彈襲擊影院等。林孝庭亦指出,國民黨政府在港澳的地下工作於一九六零年代一度趨於極端化,在華南各地發動恐怖攻擊,以營造大陸人民「民心思變」的氛圍。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香港警方在新界西貢區及港島北角英皇道等地的隱蔽處,逮捕大批國民黨特務,並一舉查獲藏匿於英皇道一帶的大批軍火槍械、約二百五十磅高爆炸藥及引爆裝置。

〈在九龍大暴動同日晚間特務圖擾亂廣州 十餘批均被破獲 係香港國民黨特務機關派遣 廣東省公安廳公佈破案經過〉,《大公報》,1956 年 10 月 17 日,第一版

〈在九龍大暴動同日晚間特務圖擾亂廣州 十餘批均被破獲 係香港國民黨特務機關派遣 廣東省公安廳公佈破案經過〉,《大公報》,1956 年 10 月 17 日,第一版

香港同時也是兩岸保持接觸的地方。一九五六年夏天,曹聚仁往返香港與北京,傳遞周恩來提出國共接觸的訊息。林孝庭根據蔣介石日記分析指出,蔣介石亦重視這條仍可與對手接觸的渠道。

美扶持第三勢力

一九五六年是國際冷戰對抗加劇的時期。美國在香港扶助反共但反蔣的「第三勢力」,英國透過香港維持對華經貿關係,台北則把香港視為反攻大陸的前沿,各方力量在香港互相角力。

早在一年前的一九五五年,香港已發生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四月十一日,中國代表團包租的印度航空克什米爾公主號由香港飛往印尼,運送代表出席萬隆亞非會議,途中爆炸墜海。周恩來原擬乘搭該機,但因行程改變而沒有登機;遇難者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曾銳生(Steve Tsang)根據英國檔案及中方材料研究指出,北京在處理香港境內的國民黨地下活動時,往往傾向要求港府執法,而非直接介入香港事務。

香港作為「雙戰」槓桿

香港亦是國際冷戰宣傳與訊息戰的重鎮。一九五六年前後,美新處與友聯出版社合作推動反共宣傳。《告別朝鮮前線》原為徐東濱提出的寫作計劃,目的之一是回應中共宣傳片《葡萄成熟時》,其後計劃改由張愛玲執筆,最終寫成著名小說《赤地之戀》。小說雖由張愛玲執筆,大綱則由徐東濱起草,居間聯絡者為邱然(化名燕雲,筆名燕歸來)。

香港美新署1953年成立,其資助的「友聯出版社」,在1954年出版了面向中學生的《中國學生周報》。1956年4月, 左派亦創辦了《青年樂園》與之抗衡, 冷戰時期爭奪青少年的文化冷戰在英殖香港開打。

香港美新署1953年成立,其資助的「友聯出版社」,在1954年出版了面向中學生的《中國學生周報》。1956年4月, 左派亦創辦了《青年樂園》與之抗衡, 冷戰時期爭奪青少年的文化冷戰在英殖香港開打。

「雙十暴動」前約半年,國民黨在中環的一個地下聯絡處被港府破獲。據林孝庭引用的英國資料,國防部總政治部曾在港招募、訓練及派遣特工,蒐集大陸情報、監視第三勢力,並試圖滲透港府政治部,以預先掌握搜捕行動。港警在行動中搜得情報文件、組織表及薪資資料,並拘捕二十名工作人員。

十月的街頭暴力隨即牽動外交。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周恩來與英國駐華代辦歐念儒(Con O'Neill)交涉,要求保護中國居民及機構,並處理國民黨地下人員問題。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溫柏堅(Kent Wan)的研究指出,北京藉事件向英方施壓,但沒有出兵,反映英國在維持香港殖民管治的同時,也須顧及北京可以接受的底線。

事件亦牽動遠在歐洲的瑞士。瑞士《共和國》(Republik)記者恩斯特・赫爾布(Ernst Herb)近年根據瑞士聯邦檔案重新調查事件:十月十一日,瑞士領事館館務主任弗里茨・恩斯特(Fritz Ernst)與妻子烏爾蘇拉・瑪格麗塔・恩斯特(Ursula Margareta Ernst)在九龍乘搭的士時遭暴徒襲擊,汽車被推翻並遭縱火,妻子其後因嚴重燒傷死亡,丈夫則生還。

瑞士早於一九五零年已與北京建交,瑞士企業亦透過香港與中國進行貿易,機床、化學品等貨物具有商業及戰略價值。赫爾布指出,瑞士政府處理恩斯特案時,同時考慮對華及對英關係,因此採取相對低調的態度,沒有把事件升級為高調的外交抗議。

雙十暴動後,港府拘捕及遣送部分與國民黨有關的人士,但相關組織網絡仍然存在。

國際冷戰的平衡點

溫柏堅把英方容許不同政治力量留港的做法,概括為一種微妙的平衡策略。殖民政府掌握軍警、行政及司法權,國共兩派則維持各自的社會基礎。火石文化出版、林超榮著的《印象六七》在楔子回憶,六十年代葵涌徙置區每逢雙十節便掛滿中華民國旗;十月一日,樓下的東方紅酒樓又插上五星旗。他記得,親台、親共居民同住一區,大體上相安無事,反映「雙戰構造」貫穿當時香港人日常生活。

《印象六七》提到:「(扁叔回憶)一九五六年暴動,荃灣是重災區,他只有十歲,大伯父(葉德範)是國民黨響噹噹人物,經常和國民黨政要往來。」偏向自由主義的第三勢力刊物《中國學生周報》當時亦刊出〈一個悲劇〉批評:「如果我們也使用暴力對付共產黨,那麼我們和他們又有什麼分別呢?」

由石中英出品, 林超榮編著的《印象六七》紀錄了1956年「雙十暴動」的「血洗荃灣」的一幕, 這個又稱「右派暴動」是香港史上最血腥的暴動, 61人死亡, 有4名暴徒因縱火燒死瑞士領事館的主任夫人, 被港英當局判環首死刑。

由石中英出品, 林超榮編著的《印象六七》紀錄了1956年「雙十暴動」的「血洗荃灣」的一幕, 這個又稱「右派暴動」是香港史上最血腥的暴動, 61人死亡, 有4名暴徒因縱火燒死瑞士領事館的主任夫人, 被港英當局判環首死刑。

雙十暴動的後續影響,也可放在一九五六年至六七年間觀察。資深傳媒人石中英與歷史學者陳明銶提出「三加一」的比較框架:香港一九五六年的雙十暴動、一九六六年的天星小輪加價騷亂、一九六七年的暴動,加上澳門一九六六年的一二三事件。這些事件涵蓋香港右派策動的政治衝突、本土自發的群眾運動、左派策動的政治衝突,以及澳門政治形勢對香港的影響。

各場衝突之間也存在制度與政策上的連續性。雙十暴動促使港府加強防暴能力。香港警隊資料指出,警察訓練營(Police Training Contingent)於一九五八年成立,專門負責防暴、人群管理及重開受阻道路,後來亦投入一九六六年及一九六七年的騷亂。澳門一二三事件則為香港左派提供示範,促使港英政府提高戒備。

1956年10月12日 宵禁令期間,警方逮捕疑犯人數多達五千以上,押解往漆咸道集中營偵訊。(照片由石中英工作坊提供)

1956年10月12日 宵禁令期間,警方逮捕疑犯人數多達五千以上,押解往漆咸道集中營偵訊。(照片由石中英工作坊提供)

香港在「雙戰構造」中既具有普遍性,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兩岸與兩韓均深受內戰與冷戰影響,但不同地區形成的政治結果並不相同。柏林分裂源於二戰後的佔領及兩德對峙;韓戰則因國際軍事介入而擴大,至一九五三年簽訂停戰協定。南韓在韓戰前後亦經歷嚴重的內部政治暴力,一九五零年發生保導聯盟屠殺;濟州四三事件則以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警察開槍事件為起點,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爆發武裝衝突,直至一九五四年九月才結束。韓國左翼政治力量在戰爭及政治清洗中受大規模壓制。

香港的情況有所不同。當時本地群眾所認同的國、共兩個政權,在香港均沒有管治權,掌握國家權力的是英國殖民政府。港英政府管治本地,國共兩個陣營則維持各自的社會、工會、教育及媒體網絡。只要北京、台北與倫敦仍認為香港具有自身用途,任何一方都難以直接運用國家權力,徹底清除另一方在港的勢力。

港英鎮壓左右兩派

在這種格局下,右派發動大規模政治衝突後受到港英政府壓制;左派於一九六七年發動暴動,同樣遭港英政府鎮壓。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香港因而出現一種近似「鐘擺」的現象:左、右兩派先後發動大規模政治衝突,又同時受到殖民政府國家機器的約束,在競爭、衝突與共存之間形成特殊的政治格局。這種格局延續多年,亦解釋了為何冷戰年代的香港既是中國內戰的延伸地,也是不同政治力量彼此接觸、競爭和共存的特殊空間。

1956年10月11日,在大埔道石硤尾徙置區的暴徒被警方開槍擊斃,屍體被疑似「台特」份子蓋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被視為「中華民國」烈士。(照片由石中英工作坊提供)

1956年10月11日,在大埔道石硤尾徙置區的暴徒被警方開槍擊斃,屍體被疑似「台特」份子蓋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被視為「中華民國」烈士。(照片由石中英工作坊提供)

2026 年 10 月 14 日, 香港學 者傳媒, 在「雙十暴動」70 周年首次到訪和合石,到由 港九紡織染工會立碑的 1956 年 5 位死難愛國工會工友墓 地致祭。(照片由作者提供)

2026 年 10 月 14 日, 香港學 者傳媒, 在「雙十暴動」70 周年首次到訪和合石,到由 港九紡織染工會立碑的 1956 年 5 位死難愛國工會工友墓 地致祭。(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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