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勞工緊缺，去年9至11月失業率3%，總就業人數384萬，以一個成熟經濟體而言，這已經是一個全民就業的數字。
在這樣低的失業率下，一些吸引力較低的基層工作，如服務性行業，人手經常短缺。最近與一位大型快餐集團的高層聊天，他說他自己在外用餐，由於是餐廳人手太緊張，見到客人招手叫侍應，侍應「詐看不到」的情況。他說未必是侍應的服務態度問題，在正常情況，茶餐廳會有侍應、傳菜和收銀等不同的員工，如果傳菜及收銀都請不到人，所有工作都由侍應兼做，由於分身不下，就算有客人需要幫忙，也只好扮作看不到了。
他說，對於快餐店的經營成本而言，近年食材價格相對平穩，去年只有牛肉價格略高；租金則是永恆的挑戰，除了銅鑼灣羅素街由於自由行豪客減少，租金下降之外，香港其他地區租金基本上還是一路向上，例如領展商場，3年租約期滿，就會加租，有些時候，即使續租鋪面面積減了三份之一，租金還是有增無減；不過，最大的挑戰，還是人手的問題。以一個有三千方呎，有百多個位的快餐店計，由於餐價不高，一天要賣出二千多個餐，才能「維皮」有賺。而要早、午、下午茶、晚餐一日四轉賣出這樣多的餐，非要足夠的人手不可，但現時快餐業請人非常困難。
他說了一個很嚇人的數字，他們的快餐集團，每月（不是每年！）的員工流失率（staff turnover rate）差不多達到10%！有些員工出出入入走了又會回來，一年內流失率是80%，基本上大多數員工都更換了。現時很少有本地的年輕人入行做快餐業，因為一般人的感覺快餐業屬低下的服務性工作，無甚前途(可能是錯覺)，不想加入這個行業。所以，能夠請到的員工主要是新移民、兼職婦女和年紀比較大，甚至已經過了退休年齡的人。
現時內地來港的配額每日150人，用盡的話，每年會有5.5萬新移民到來到。有統計數字顯示，2016年在香港未住滿七年的新移民共有16.6萬人，較十年前大幅減少24%。用這個數字去推算，每年來港的新移民大約2.4萬人，用不到配額的一半。快餐集團高層表示，新移民是他們尋找員工的最大來源，因為新移民不介意做基層服務工作，工作態度比較積極，也較少轉工。基層勞工緊缺，固然會推升工資，推高餐價，也會令到服務質素大幅下降。
聽完有關快餐業的狀況，我有以下幾點總結。第一、雖然香港存在著歧視新移民的情緒，原來新移民是我們補充勞動力的主要來源，但現實是，隨著內地經濟發展得愈來愈快，願意移民來港的人數逐漸減少，這個補充勞工的來源亦正在萎縮當中，我們不應該歧視新移民，反而是要歡迎他們。
第二、基層勞工與白領的工資，會越拉越近。由於社會普遍存在著不想做基層工作的看法，令到基層服務行業要提供工資才能吸引到人入行，相反地，一些白領工作，由於大學生越來越多，很多人競爭，工資甚至比基層員工還要低。據聞有不少本地二、三線大學的畢業生，月薪只有七、八千元，只達到最低工資水平。如果願意進入快餐業，肯定能夠拿到較高的收入，未來也可能有更好的前途。
快餐集團高層表示，他集團內的有很多總經理級人物，都是從基層做起。
盧永雄
香港土地房屋短缺，樓價急升。 政府委任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逐步透露覓地方向， 早前小組主席黃遠輝對外表示，小組提出的十個覓地選項中， 還有兩個選項尚未討論完畢，一個是軍事用地，另一個是娛樂用地。 而在眾多已討論選項中，採用「公私營合作」 方式協助發展商改劃土地，是短期內增加土地供應的各個方向中， 比較可行的選項。
娛樂用地是指高爾夫球場和會所等地皮，可以提供的土地不多。 至於軍事用地，更加是銅牆鐵壁。根據《駐軍法》第十三條規定， 香港特區如果要使用軍事用地，必須經過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 覓地小組這樣自行討論如此敏感的軍事用地， 又話之後會搞公開諮詢，現實上並不可行， 相信小組在這方面的討論，好快收工，以後也不會再提。
講到能夠大量提供土地的選項，不外乎填海、改劃郊野公園、 引用土地收回條例去回收土地(例如新界東北發展區)和「 公私營合作」這幾個方法。既然覓地小組鎖定了「公私營合作」 作為主要方向，填海和開發郊野公園等，都不會考慮。 據政府內部人士說，現屆政府在東涌填海之後， 都不會再開展大規模填海計劃。
政府放棄填海這個方向，我覺得十分可惜。 雖然無論是填海或者開發郊野公園都被認為是不環保的做法， 也會遇上保育人士的阻力，但涉及的市場利益較少，開發時間雖長， 但潛在的開發空間很大。而政府放棄填海這個選項， 可能會影響到香港一、二十年之後的土地供應。
至於所謂的「公私營合作」模式，就是政府與發展商合作， 開發其手上持有的農地，部份用作興建公營房屋(或首置上車盤)， 而政府會相應扣減發展商餘下的農地的補地價金額。據統計， 香港目前有4400公頃農地，當中有近千公頃由四大發展商持有。
相對於填海及開發郊野公園，以「公私營合作」方式開發農地， 好處是時間較快，會較填海快很多， 甚至會快過需要走過眾多規劃程序的郊野公園用地， 只需盤活發展商手上的農地，就即時可以增加公私樓宇的供應。 然而，最大的壞處是涉及發展商的利益。 當政府認定這個是發展方向時， 所有相關的基建及規劃都會全面配合。原來沒有道路連接的土地， 將會馬上興建道路，這樣做就會令到發展商手上的土地增值。 在項目開發時，發展商交回部份農地予政府， 餘下的農地可以透過少補地價來補償。 問題是政府審批補地價的過程並不透明，外界要質疑政府「照顧」 發展商，甚至可以講成為「官商勾結」，政府有口難辯。
另一個問題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同發展商手上持有的農地數量不同， 農地少的發展商相對沒有那麼受惠，他們自然不會支持這個政策。 過去香港有很多環保聲音， 例如在回歸前以私人議員議案形式通過的《保護海港條例》， 禁止在維港以內填海， 盛傳是有個別發展商在背後支持環保人士而成。減少填海， 就不會有樓宇阻礙其臨海建築物的景觀；另外， 發展商手上的土地價值也會因為土地供應減少而上升。 社會上很多環保聲音，其實都有著發展商的影子。 當政府力推公私營合作政策時，相信農地少的開發商會有很多意見， 或會觸發政治爭議。
政府如果鎖定了「公私營合作」作為主要的覓地方向， 食得鹹魚就要抵得渴，要做好承受巨大政治壓力的準備，否則， 講來講去，半途而廢，最終一事無成， 香港的樓價和租金就會繼續乾升。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