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人人派6000？

庫房水浸，盈餘近1400億元，市民期望派錢。財爺公佈的預算案沒有直接派錢措施，被人「鬧爆」。據悉政府考慮搞「補漏拾遺」派錢方案。

大致構思是針對十八歲以上人士，若在預算案中各種主要派糖方案中獲甜頭不夠四千元，會補夠四千元，例如低收入人士退稅不夠四千元，會補足四千之數。

這明顯是一個「補鑊」措施，要補財爺沒有派錢的「鑊」。如果你認為出現這個「鑊」，純粹是財爺陳茂波低能睇漏眼，就似乎把事情看得有點簡單化了。這個「鑊」的源起其實有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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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庫房年年錄得過千億元盈餘，令到派錢期望大增。政府當年派錢中招以後，便一直沒有再派。幾年前，說不派錢，社會上的支持聲音很大。但最近這兩年，連續錄得過千億元的盈餘，財爺要左撥右撥，想方設法消化這些盈餘，令到越來越多人覺得，既然政府有這麼多錢，何不直接派呢？即使是比較理性的人，也會覺得政府直接派6000元，總好過古靈精怪、巧立名目去「幫」一些重複受惠的人。

第二、政府安排於3月11日舉行補選，這個日子不但撞到人大政協兩會開會，還是在預算案公布（2月28日）之後不足兩星期。由於預算案這麼貼近補選日，直接派錢這種比較民粹的訴求自然會在選舉期間爆發出來。結果先由建制派提出，泛民附和，要求政府派6000元，進一步激發了市民的期望。

第三是政府內部對派錢有分歧。當年的財爺曾俊華曾經因派錢出事，當時以公民黨為首的泛民政黨全部反對派錢，建制派的商界政黨亦提出反對，所以政府內部一直有共識不派錢。去年1月，曾俊華因為參選特首，令到財政司司長一職出缺，由陳茂波接任，他上任不久之後要公布預算案。這位「頂位財爺」按慣例不派錢，沒有受到很大的責難，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臨急上任。

陳茂波不是蠢人，在今屆的財政預算案籌劃期間，已深深感受到社會對派錢的要求大增，他的取態似乎是由維持不派，慢慢轉到傾向派錢。這也是「針拮到肉才知痛」的現象，由於他是財爺，在第一線承受不派錢的衝擊，他覺得痛，就想派錢以舒緩壓力。

但據悉政府高層繼續反對派錢，反對的理據也一如既往，認為措施濫用資源，不分貧富地派錢，連李嘉誠也可以收到6000元，移民海外的港人也有得派，他們沒有交稅，對香港沒有貢獻，為甚麼要派給他們呢？雖然這些論據都是陳腔濫調，民情已起變化，但政府就是政府，是一個集體決策的機構，結果令到派錢建議不了了之。

預算案公布之後，群情洶湧，政黨群起反對。過去堅決反對派錢的政黨例如公民黨，也不見得因財爺不派錢而支持通過預算案。政府滴汗，急急救亡，便想出這個「補漏拾遺」方案，揀一百萬市民出來派錢給他們，目的是要堵著政黨的口，以避預算案被立法會否決。有了這個補救措施，預計預算案很大機會可以獲得通過，至於財爺因為早前不派錢而孭了鑊，無論如何都要承受民望大跌的苦果。

那麼明年派不派呢？汲取了今年的教訓，相信無論是誰當財爺，明年一定會強硬要求人人派6000元，因為已不能承擔「再打一鑊」的政治壓力。政府高層又會怎樣回應呢，會堅持落閘，不讓財爺派錢，還是改弦更張，改為贊成派錢呢？這的確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

派錢表面上關乎理財哲學，實際上是關乎政治學。當政府擁有的資源越來越多的時候，如果只聽從精英的意見，搞到原則高尚，有型有款，結果卻民怨沸騰、罵聲四起，恐怕並非善治吧。

盧永雄

偶有機會讀起錢鍾書的名作《圍城》，發覺跟香港如今的情景頗相類似，書中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為背景，講述主角方鴻漸從海外留學回國，認識了一個朋友叫蘇文紈。蘇文紈講出一句金句說：「婚姻是圍困的城堡，城外人想衝進去，城內人就想逃出來。」這就是《圍城》故事的精髓。

香港也像一座圍城，有些媒體老是喜歡叫人移民台灣，說到香港狀況很差，移民台灣可以尋找「小確幸」的生活云云，但是同一張報紙訪問旅港的台灣人時，那些台灣人就覺得香港很好，很容易賺到一、兩萬港元的月薪，在台灣只能賺得五、六千港元。

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是香港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香港如一座新城，撇除當中經過的政治風波，很多人想湧入這新城生活，感覺前景璀璨，光芒四射。近年香港慢慢變成一座圍城，不少人的著眼點在政治衝突和低壓，但亦都忽略了香港經濟發展進入高原後的緩慢，大學生畢業的月薪由八十年代中的二、三千元，一路急漲到九七年時的一萬元，但之後的二十年，到現在都是一萬元多一點。單是大學生的待遇，已顯示出經濟上的呆滯特色。香港這個城市，吸引力在減退。

有學者評論上周發生的三件大事，包括泛民首次在立法會單對單的直選中慘嚐敗果、《壹週刊》的紙面版停刊，以及李嘉誠退休，形容這是香港政治、文化、經濟的一個時代的終結。或許香港當年出現這些經濟社會文化現象，跟英國政府行將撤走，以及中國政府尚未接收有關，在各方面形成一個很大的空隙，讓各種形式的本地力量走上舞台，成為主角，一度改寫歷史，最後回歸平淡。

在香港經濟起飛、政治權力真空的二、三十年間，香港的確展現出一個很獨特的面貎，但隨著中國愈趨強大，遇上2014年佔中前後本地一度出現撕烈性政治抗爭，最後令中央落閘，香港就由政治高熱中急促降溫。

有人問我阿爺的種種措施，是否會令香港再無兩制。我就覺得這倒未必，如果用一個圍城的概念，在香港此城之內，還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有著自由的特色，但阿爺的確會在香港的周圍劃一個圈，出了這個圈之外就是一國。香港執政者就不要指望將香港的一套輸出去中國，中國並不覺得香港的自由體制，特別是政治上的自由（民主都只是半吊子的）有何優越性，值得中國學習。所以香港的圓圈之外，一國不容侵犯。

但話得說回來，香港的圍城故事，只在政治方面，所以並不一定有悲慘的結局。當我們戴上一副政治眼鏡，將甚麼問題都用政治角度去衡量，香港的確會有局限。但我們若除下政治眼鏡，從一個社會經濟角度去看，香港亦都不一定是一個圍城。

按阿爺的設計，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正好跟圍城的概念相反，大灣區就締造各種機遇，希望讓香港年青人有機會盡展各長。如果年輕人不滿在香港住190呎的納米樓，又覺做事的機會有限，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對未來有憧憬的話，何不走出這座圍城，去看看別處的風光。生於西雅圖、波士頓的年輕人，不會介意去紐約、三藩市打工，相信香港的後生仔，將來也可以在大灣區工作生活，周末可花一小時搭高鐵回港，那樣就會有更多發展的機遇。

 一個時代的終結，正正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