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念 。
何柱國先生走了。
他這次走與以往沒什麼異樣，還是不和人說聲“拜拜”之類的客套話，永遠是他先扭頭就走，一副無所謂的樣子走遠了。
儘管他是“無所謂”地走，但留在原地的人們，還在議論他的好，他的真，他對朋友的實誠，對是與非的執著。
我們很懷念他有時的“惡形惡像”，因為他是個愛恨分明的人，從不講假話扮坤士，喜怒哀樂在他那張國字臉上不時地變化著。
他是香港無人不曉的商家佬，也是許多人願意結交的朋友。
我認識他是星島日報剛由他接手之初，算來有三十多年了。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星島日報老板胡仙因在海外投資過多、過雜，不幸遇上97年亞洲金融風暴，其生意嚴重虧損，負債累累。
當時她欠了香港煙草有限公司的創辦人何英傑（何柱國爺爺）鉅資，實在無力償還，幾經反復商討，胡仙只能把星島日報抵債還資給何伯。
何伯年事已高，指定其孫何柱國作為他的接班人，接手何家在港的生意。何柱國也就順理成章，應該說是不太情願地當上了星島日報老闆。
以報為緣，我們第一次見面，並成為了多年的好朋友。
開始我很擔心，何柱國一個在國外讀書成長的“番書仔”，怎麼接手辦一份中文報紙？況且胡仙時代的星島日報屬親台報章，連報頭的編年還一直延用臺灣舊曆，許多人和我一樣，不看好何先生接手星島日報的前景。
我問何，你下一步怎麼辦？
他回答得簡單直白“不知道”，理由是他及家族從未做過報紙生意。
他想了想，又說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話，阿爺（何伯）教他記住一句話：“要跟著紅旗走”。這句話，成了他後半生的座右銘。
很快他把星島日報由一張親台報章改造為支持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報紙，成為一段時期以來建制力量依靠的主要輿論力量。
有些事情的成功，不一定是靠錢可以辦得到。何先生有其獨特的個人魅力，加上聰明和用心，很快得到上下不少人的支持。
在我的印象中，他首先用了兩板斧：
一是用人才。
他先在傳媒江湖中挖來兩張“皇牌”，把盧永雄和蕭世和拉入他的管理團隊，並且放手讓他們去辦報，不作編輯干預。
盧、蕭兩人也真是好兄弟、好拍檔，在內部做了大量調整和改革，理順編采方針；在外部大力拓展，先後收購《東週刊》，創先河推出免費報紙《頭條日報》等多元化媒體，在短時間內星島報系搞得有聲有色，既可以進入主流社會，也可深入社區屋村，影響力迅速提升。
何先生雖然不對盧、蕭兩人的工作過多干預，但發展大計均得到何果斷決策，鼎力支持，這是報紙成功的重要因素。
二是聚人氣。
他定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只要他在香港，每週六中午都會與報社中層以上管理層吃飯，聽聽他們的意見，反復強調大家要“跟著紅旗走”，任何人不能把星島媒體帶偏方向。
何先生社會知名度高，朋友圈廣泛，不時地邀請各類界別的朋友參加週六飯局，讓記者、編輯多與外界溝通、學習，提供新聞收風的機會。
在這樣的氛圍下，星島編采隊伍一直保持著相對穩定。
香港有人講笑，千萬不要和何柱國頂嘴，否則洩底的一定是你自己。這個笑話正是何先生敢言、敢沖的最大特點，但這並非指何先生是無原則、無底線“不講理”的人，相反他在重大政治問題上，明辯是非，不做兩面人。
記得2019年“黑暴”發生後，不少年青人被極少數反對派挑唆煽動，走上街頭設路障，霸佔主要交通要道；在中環搞集會，甚至舉起“港獨”的標誌。
何柱國見狀除了心痛年青人被利用成了破壞社會的工具外，還痛恨黎智英為首的政治惡勢力，搞亂香港。當時的環境很惡劣、很嚴峻，但他挺身而出，每天署自己真名大姓發表評論文章，率星島日報走在輿論鬥爭最前線，鼓勵記者編輯上街採訪，用筆和紙揭露反對派搞顏色革命的企圖。
不但如此，他曾獨身一人走進貼滿大字報的街頭天橋，用最樸實的語言與受騙青年對話，和他們談話、聊天，勸他們不要做傻事，趕快回家讓父母安心。
當時有些“佔中”的人認出他是誰，卻沒有粗暴或者“私了”何先生，反而對他願意走進學生中與他們交“朋友”，心生幾分敬意，願意收斂囂張的態度。
事後我們得知他曾入“狼窩”，無不為他後怕。
而他還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說，“怕咩？我們有政權、有軍隊、有市民支援，呢個世界是共產黨的！”說得簡單而有力量，正是他有這種膽量、膽識，讓當時一些手握實權的人，相形見絀。
如果說何先生是建制隊伍中有鮮明特性的人，那就是“跟著紅旗走”從不動搖，面對禍港勢力從不言退，堅守原則不講假話，做實事不阿諛奉承。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傳承的好品德。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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