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AI軍備競賽迅速升溫，已從科幻概念走入實戰與作戰指揮的核心。據美國新聞網站《The Intercept》爆料指，美國國防部要求OpenAI為美軍提供一個特別版本的AI技術，使其盡可能不會說「不」，拒絕軍事指令減到最低。但美國國防部及OpenAI均否認相關文件為雙方合約的最終版本，強調只是「草稿」。
《The Intercept》透過《資訊自由法》訴訟取得的一份文件中披露了有關美國軍方與AI公司秘密交易的信息，其中五角大樓指揮部希望獲得一款「拒絕率最低」（minimal refusal rates）的「度身訂造」人工智能軍事工具。
《The Intercept》爆料指，美國國防部要求OpenAI為美軍提供一個特別版本的AI技術。
據報道，OpenAI及其競爭對手Google、xAI和Anthropic於2025年達成協議，共同開發其尖端AI的軍事化原型，以協助武裝部隊進行後勤、情報決策和一般「作戰」等工作。
但今年早前五角大樓試圖擴大這項協議的範圍，將其部署到美國機密電腦網路中，引發與Anthropic之間一場備受關注的對峙，爭議點在於Anthropic是否及如何限制其AI技術在軍事領域的應用。
報道稱，五角大樓要求OpenAI提供「最低拒絕率」的條款，出現在一份更新後的合約中，版本編號為「P00003」，該合約是去年夏天那份原型協議的再擴展條文，原協議期限為兩年，金額高達2億美元；但另一份由OpenAI與美國政府今年2月6日簽署的文件卻顯示，OpenAI於當日同意擴充版本合約「P00003」的內容。
文件顯示，「OpenAI任務模型」指的是「專為國家安全設計且拒絕率極低的OpenAI模型」，但文件並未說明這些「國家安全」可能包含哪些內容，也未說明五角大樓希望OpenAI的技術至少會拒絕哪些類型的請求。然而，報道指，一個能夠輔助監視、鎖定和殺戮的大型語言模型，若要對任何軍隊有用，就必須大幅放鬆安全保障措施。
報道引述AI Now Institute首席科學家、OpenAI前系統安全工程師海蒂·克拉夫(Heidy Khlaaf)表示，國家安全特定防護措施的概念本身就令人擔憂，「最低限度的拒絕，很可能指的是對所使用的模型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安全措施」。
美國防部要求OpenAI提供的AI技術更新合約「P00003」中，有「最低拒絕率」字眼的條款，惟OpenAI和美國國防部均否認曾同意使用此措詞。
不過，OpenAI和美國國防部均否認曾同意使用「最低拒絕率（minimal refusal rates）」這樣措詞的條款，並聲稱「P00003」文件只是草稿，並非最終版本。OpenAI發言人埃文斯（Nate Evans）表示，OpenAI從未同意過任何要求「最低拒絕率」的合約條款，強調最終雙方簽署的合約中沒有出現此類條款。
埃文斯說：「你收到的文件似乎是該部門在我們提出反饋意見前提出的早期草案，我們否決了其中的措詞，該部門也同意刪除，最終簽署的協議中沒包含這些字眼。」 但報道指，《The Intercept》與美國非營利法律倡導組織「安全科學與技術法律倡議者」（ LASST）合作，根據《資訊自由法》提出申請，明確要求五角大樓要提供與AI公司之間簽署的最終合約文件，排除任何草案；而The Intercept透過訴訟取得的公開文件中，沒有任何一份被標註為「草案」。
當被要求確認包含「最低拒絕率」條款的文件是否屬於最終協議時，代表美國防部的美國司法部律師表示，該文件確實是已經簽署並正式生效的合約版本，但幾小時後，在《The Intercept》聯繫OpenAI後，代表五角大樓的司法部律師又表示，不要理會先前的確認，並指國防部需要更多時間來調查此事。
其後，《The Intercept》聯絡了負責研究和工程的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特別助理蒂德曼（Trevor Tiedeman），他曾在特朗普爭取連任時擔任競選工作，蒂德曼表示，通過《資訊自由法》獲得的信息與實際情況以及已簽署的合約之間可能存在「一些偏差或信息交叉」，暗示包含「最低拒收率」條款的文件可能是一份草稿，但他亦不確定，並指他將調查此事。
幾日後，代表五角大樓的司法部律師進一步改口稱，相關文件「並非該文件的最終版本」，並表示「正確的文件」稍後會分享，但沒有確切時間表。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雅各布·布利斯（Jacob Bliss）後來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最低拒收率」一詞並未出現在美國國防部與 OpenAI 簽訂的任何有效合約中。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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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一個多元種族的移民國家，主要由華裔、馬來裔、印度裔與其他族群組成，但長期以來靠著精密的族群平衡政策，被視為多元族群治理的「典範」，成功維繫社會和諧穩定。惟近期一場針對印度裔族群的仇恨言論在新加坡社交平台爆發，輿論立即發酵，更驚動新加坡政府領導層，前總理李顯龍、總理黃循財、印度裔內政部長尚穆根等罕見集體發聲，冀盡快平息族群對立。
環球時報旗下微信公眾號「補壹刀」9月7日發文指，這宗最初於網絡發酵的風波，是源於兩宗看似無關、卻戳中族群敏感點的公共事件。
首先，8月26日尼泊爾及中國邊境發生世紀級泥石流洪災，導致9名新加坡公民不幸失蹤及罹難。有網民根據罹難者、失蹤者的外貌、姓名特徵，主觀判定其為新加坡的印度裔公民，並發表「不是純正新加坡人」、「沒必要全力救援」等言論，結果大量針對印度裔群體的偏見、歧視性言論迅速在網絡擴散。
淡馬錫官網發布的印度投資20週年資訊圖，明確寫明「計劃在未來三年內將其約400億美元的投資組合再增加100億美元」。
另一宗則是近期的新加坡航空的投資問題，早前路透社等外媒報道，印度航空因虧損要向兩大股東包括塔塔集團和新加坡航空尋求約15億美元的注資，其中，新加坡航空持有印度航空約25.1%的股權。
新加坡航空的控股股東、即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的CEO迪蘭‧皮萊也是印度裔。
事件隨即引起新加坡最大在野黨「工人黨」的議員張文傑等公開表達反對意見，認為新加坡人「無義務養活印航」。但恰巧新加坡航空的控股股東、即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的CEO迪蘭‧皮萊正是印度裔，輿論很快就演變成「印度裔CEO花新加坡人的錢去養活印度航空」，針對印度裔公職人員的爭議迅速擴大。
有網民質疑，印度裔族群在新加坡政壇、商界、高層崗位已「過度代表」，擔心核心決策權與公共資源過度集中於單一族群，可能會導致政策制定時向該族群傾斜，進而侵蝕其他族群的權益與多元社會的平衡。
長期以來新加坡靠著精密的族群平衡政策，成功維繫社會和諧穩定。
事實上，過去幾年，新加坡及印度全面經濟合作協定（CECA）簽訂後，為該國帶來大量印度裔移民，加劇本土公共資源競爭，只是過往這種矛盾被體制強力壓制，惟民間不滿情緒卻未有徹底消散，反而累積成民怨，一早遇到某些事件觸發引爆情緒缺口，輿論便開始失控。
作為多元族群國家，新加坡早年曾經歷過慘烈的種族暴動教訓，故立國之初定下了核心原則，就是絕不放任族群人口比例、資源分配自由發展，杜絕單一多數族群壟斷公共資源與權力，通過強制行政干預，保障少數族裔的「代表性」，以防止族群撕裂，引致社會動亂的風險。
因此，新加坡建立了一套全球獨有的精細化族群管治體系，如房屋方面，組屋嚴格執行種族比例配額，強制各族群混合居住，杜絕族群聚居割裂；政治方面，自1988年起實行集選區制度，保障國會中少數族裔的議席；社會方面，設族群專屬的自助團體，分配公共援助資源，為少數群體發展「兜底」。
至於今次引起網民質疑的政府公職，新加坡政府公開標榜「任人唯賢」，並暗地裡兼顧族群比例平衡和「代表性」，避免高層職位族群單一化，以減少族群矛盾，維持社會平穩。
但這個多元族群的管治政策，卻在經歷多年運作後，最後演變成今天的輿論撕裂，核心矛盾出現在「代表性失衡」。
印度裔新加坡總統尚達曼。
印度裔佔目前新加坡總人口的8%至9%，但在高端專業崗位、跨國企業管理階層、政府相關機構、主權基金高階主管等的存在感和話語權，均遠超過人口帶來的「代表性」。
新加坡總統尚達曼和內政部長尚穆根同屬印度裔（泰米爾裔）新加坡人，長期深度參與新加坡印度人發展協會（SINDA），尚達曼曾擔任該協會信託局主席多年，到2023年當選總統後卸任，由尚穆根接任；在目前新加坡政府內閣21人名單中，還有外交部長維文、總理公署部長英蘭妮都是印度裔與華裔混血。
據NRI Today等南亞媒體非官方統計，若包括高級政務部長、政務次長等職位，印度裔政務官佔約14%至16%，略高於印度裔人口比例的9%。
客觀看這個現象，部分源於印度裔群體的英語優勢、教育背景和長期形成的職業賽道優勢，是市場化競爭的結果，但在一般民眾尤其其他族裔中下層群體就變成「過度代表」的問題。
新加坡內政部長尚穆根斥責仇恨言論。
面對今次源於網路的族群爭議風波，新加坡政府高層顯然想盡快平息。主管安全的尚穆根本身是印度裔，他嚴厲批評此類族群仇恨言論是「可恥、惡毒、完全不可接受」，令平台刪除相關內容、封禁違規帳號，並要求警方介入調查，強烈指責「這些人應該被揭開面具並受到處理，而不是躲在網絡匿名背後。」
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表示，對種族主義仇恨言論「深感不安」。
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則打出「感情牌」，指對這些針對國內印度社區的種族主義言論和仇恨言論「深感不安」，同時呼籲政府領導人要「以有力和堅定的態度發聲」，譴責操縱基本情緒的行為，讓所有新加坡人站在一起。
這場族群仇恨言論爭議，能否迅速「滅火」目前還是未知數，但當社會上有少數族群認為分配不勻，新加坡官方若「和稀泥」解決，恐將加劇族群間的相互猜疑。
為防止族裔數據「被政治利用」，新加坡政府一直刻意不公開各族群的犯罪率、公職人員層級分佈、中高層管理者族裔佔比等核心數據，原本就是避免對立，惟結果反引起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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